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的亚洲1思维及其对澳亚外交关系的影响。在准确归纳基廷亚洲思维的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澳大利亚国内民众对基廷亚洲思维的评价和再思考,认为基廷亚洲思维是冷战结束后的新时代背景中最大程度实现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产物,后基廷时代的各届政府无论是被动延续还是主动继承,基本上都没有背弃基廷亚洲思维的核心精神,即通过融入亚洲来实现澳洲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共融、共同享有亚太地区、不具有排他性的新亚洲思维,持续不断地与保守派所固守的过时、守旧、过分强调英美情节的旧亚洲思维进行碰撞。这两种外交理念的交融冲突,具有长期性,并因此会使近20年来澳亚关系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表象。然而,由表及里,仍然有理由相信,从各方面积极融入亚洲成为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必须遵循的客观趋向,基廷的亚洲思维将会持续地积极影响澳大利亚的对亚外交,并将指引澳大利亚在与亚交往道路上及时校准方向,以期渐渐迈向双赢。基廷亚洲思维聚焦于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两大方面的思考。关于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基廷清晰地指出了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这一命题,即澳大利亚不是西方国家在亚洲的代理国,也不是亚洲国家,这就突出了基廷立足澳大利亚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地理位置来定义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立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过程,不但体现了对这种身份定位的追求,而且也是明确这一身份的有效途径。倡导多边框架下的亚太地区合作化理念,并强调澳大利亚在地区化合作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基廷更侧重澳大利亚自身特点来思考澳大利亚身份定位的重要体现。此外,“共和”思想也是基廷亚洲思维中涉及澳大利亚国家身份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廷认为共和制不但没有颠覆澳大利亚价值观和民主,反而能为澳大利亚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信任,这符合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政治诉求,也能更好地服务于澳大利亚全面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在国家利益方面,基廷亚洲思维涉及了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尽管基廷的亚洲思维并非仅限经济方面,可让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受益却也是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政治上,基廷亚洲思维旨在提升澳大利亚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该政治诉求希望澳大利亚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议题,让澳大利亚独立的外交声音得到重视,并借此在亚洲寻求安全。为此,基廷认为澳大利亚在对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亚太地区组织中,应擅于发挥澳大利亚自身的纽带优势,以实现该政治诉求。由上可知,基廷的亚洲思维体现了基廷在澳大利亚历史文化和地理之间寻求平衡的现实思考。旧亚洲思维的守旧、过时,是基廷亚洲思维产生的内因。澳大利亚地理位置独特,地处南半球,虽远隔辽阔的太平洋,但早在19世纪初就已与亚洲接触。从历史文化上讲,澳大利亚植根于西方;但从地理上讲,却是亚洲的近邻。长期以来,地理和历史文化的不对称性,导致澳大利亚对亚外交理念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期望依靠亚洲致富,另一方面又在军事、政治领域疏远亚洲,依赖英美以维持自身安全和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澳大利亚这种充满悖论色彩的亚洲观,使得澳亚关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由此,基廷的新亚洲思维应运而出。它不仅体现了澳大利亚政治精英对澳亚关系的新思考,同时也显示了地缘利益相对于历史文化来说,在澳大利亚外交理念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冷战结束的新时代背景,是基廷亚洲思维产生的外因。冷战结束后,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区域集团的军事政治冲突,得到很大缓解,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外交愈益重要的考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纽带以及亚洲经济的崛起,也让地理上更加接近亚洲的澳大利亚重新思考新时代的澳亚关系。基廷新亚洲思维,即是立足于新时代澳大利亚自身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诉求,对澳亚关系重新调整的一次新尝试,力求从各方面都能融入亚洲,以更好地实现本国利益。基廷亚洲思维是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亚外交理念的新尝试,全面而现实地考虑了新时代澳大利亚的现实利益以及澳亚历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通过务实的举措,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全面融入亚洲,呈现出开放、多边、地区性、积极和不具排他性的特征。基廷亚洲思维的突出创新,是对澳大利亚同为亚太诸国身份问题的回答,借此解决传统对亚理念的悖论色彩,给澳大利亚新时代的对亚外交注入活力,以更好地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全面融入亚洲,而其终极目标,仍是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实现。基廷亚洲思维在地缘政治方面,希望澳大利亚能立足于亚太地区,并被认可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成员,就全球和地区事务发出自己的多方面诉求。经济方面,希望澳大利亚能致力于抓住亚洲经济发展的机遇,特别是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快车,与其形成新的经济互补,以便可以突破国内的经济困境。文化价值观方面,认为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文化和价值观并非对立,尽管两者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鸿沟。基廷亚洲思维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受到澳大利亚失衡的传统亚洲观的挑战。该传统亚洲观过分强调历史和文化价值,忽略地理位置和现实利益,在澳大利亚现实外交中已显现落伍的一面。但这种源于历史文化的传统亚洲观,在澳大利亚国内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的强大惯性,使得澳大利亚新、旧亚洲思维的碰撞不断,但在现实的澳大利亚利益面前,新亚洲思维越来越被认可和充实,并在澳大利亚外交理念中延续下来。基廷亚洲思维的这种连续性和丰富发展,在基廷1996年以后的言论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相关论题涉及到澳大利亚自身文化的保持,全球化,新亚洲观,新经济互补,地区化,澳大利亚的安全和防务,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以及自我评价等方面。基廷撬动澳大利亚外交的新亚洲思维,被后基廷时代的澳大利亚历届政府继续探索和尝试。霍华德执政11年的对亚政策表现为怀旧和对基廷亚洲思维的适度调整,陆克文和杰拉德政府的对亚政策是以模糊和探索为特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认为通过融入亚洲来实现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这一外交思想的正确性是毋容置疑的。艾伯特和特恩布尔政府的对亚政策,特别是特恩布尔政府错误地解读了基廷有关更加独立的政治诉求时,表面上看,似乎在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这种消极而挑衅性的态度展示了澳大利亚的防御性和警惕性,给人的印象是特恩布尔政府未能正确、理性地处理那些随着融入亚洲政策的不断深入而必然产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但是,特恩布尔政府在对亚具体问题上的非理性举措,仍是建立在积极融入亚洲的外交策略的基础上,并因实际偏离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不断调整。换言之,不论是澳亚关系的和谐还是局部具体问题的摩擦,都是对基廷新亚洲思维的一种继承,某段时期某些具体问题的外交分歧,并没有改变历届政府积极融入亚洲的外交策略来实现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初衷,他们立足亚太的外交出发点以及借融入亚洲以谋取国家利益的外交目标仍然一致。而这一点恰恰体现出基廷亚洲思维的本质内涵。换言之,融入亚洲的外交策略已成为两党默许的对亚政策。基廷亚洲思维在澳大利亚不同群体中的反响不一。以斯蒂芬·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政客认为,基廷亚洲思维正在扭转澳大利亚国民的心理;澳大利亚学界对基廷亚洲思维给予了更多的信任和肯定;相对来说,民众的反馈却要复杂的多。上世纪90年代,基廷亚洲思维被认为太过遥远甚至难以企及,但随着时代变迁,澳大利亚民众的亚洲观在基廷亚洲思维的影响下,还是发生了巨变。从千禧年至今,对于大多数的澳大利亚民众来说,基廷亚洲思维已经不再是那么的缥缈或激进。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这并不能表明基廷亚洲思维在民众中已成为主流。总的来说,澳大利亚民众对基廷的亚洲思维持观望态度。基于上述讨论、对比和分析后可以发现:首先,澳洲积极融入亚洲的外交政策,不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澳洲自身的政治诉求,希望在政治上能在亚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基廷和澳大利亚后续政府有关后冷战时代对亚外交的重要基石和明显特征。该特征在90年代初表现得较为隐晦,但随着融入亚洲的不断深入,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诉求表现得越来越强烈。2008年以后,澳大利亚对亚洲事务频频发声,虽然有时在对华态度上不太和谐,这种不和谐的发声也未必是澳大利亚真正的声音,但这种迫切表现自己立场的政治表现,与其在亚洲积极谋求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的意图相吻合。其次,基廷新亚洲思维框架下的澳大利亚外交,正从传统亚洲观笼罩下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分离,渐渐走向两者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不得不指出的是,澳大利亚把自身因为积极推行融入亚洲政策所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亚洲的逻辑实在太牵强,毫无疑问,这种居高临下的不公逻辑,本意并非对基廷新亚洲思维的背叛,但实际上对积极融入亚洲的策略和澳亚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澳大利亚这种“甩锅”的逻辑和行为,也是目前澳亚关系波折不断的重要成因。再次,关于基廷亚洲思维的叙事和理解不能脱离时代大背景。把基廷亚洲思维放入时代大背景下来解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后基廷时代澳大利亚历届政府的对亚外交政策没有偏离基廷亚洲思维的本质内涵。虽然这期间澳亚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特别是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华外交上表现出来的“锋芒”让人很容易有这样的直观感受,澳大利亚政府在对亚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上走回头路。但是,直觉使然的判断往往受到了表象的干扰,对亚外交的表面“锋芒”,恰恰揭示了其内心渴望在亚洲事务有更多政治发声的意图,或许这种意图对澳亚关系特别是澳华关系略有伤害,但其本意仍是在亚太事务上谋取更多的存在感和融入感,而非对基廷亚洲思维的背叛。在基廷新亚洲思维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探寻新时代的澳亚关系而积极探索,面对日益变化的周边环境摸着石头过河也好,为了凸显自身的亚太地区角色而无中生有也罢,这都是冷战后澳大利亚适应新亚洲思维而在具体政策中反复磨合的必然阶段。基廷积极融入亚洲的外交理念已然无可争议地成为澳大利亚两党默认的外交政策。在新亚洲思维的指导下,澳大利亚对亚具体外交措施或有反复磨合,甚至因为不合理的言行而伤害澳亚特别是澳华关系,但磨合、反复后的最佳相处之道,将会使澳亚关系逐步地迈向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