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唐以前中原——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途径与传播方式为研究起点,并以其中官方制度文化中的音乐交流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视角,对制度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给予音乐交流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展开探讨。 中原与西域交往甚早,依现有研究成果可将中原——西域的音乐交流传播途径主要归结为民间、官方两大层面。本文以官方层面为基点展开探讨,认为自汉代以降,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治攻略是其间各种文化交流渗透不可忽视的重要官方制度背景。汉唐两代可谓中央王朝集权统治的极至时期,音乐文化在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观念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范与制约,同时其用乐行为本身也伴随官方制度文化的制约而产生相应变化。此背景下的多种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音乐文化交流传播,与官方经略制度的成效息息相关。乐籍制度中“轮值轮训”成为自上而下用乐行为一致的重要保障,当然不同区域存在特色之别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经略制度作为以上现象形成中的宏观政治背景,“乐籍制度”成为从属其中并为之服务的音乐文化定规,其不仅具有一仍旧贯的延续,有又时殊事异的变更,展示了作为诸多社会文化成分之一的音乐文化,其生发不仅依赖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兼及社会制度文化的人文因素。 本文在关注中原——西域音乐文化众多交流传播途径的同时,着重以社会制度及“乐籍制度”为背景,试图揭示“官制”、“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