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会分娩行为与技术的改变是西方医学十八世纪以后的一项重大变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方产科学知识被引入以作为降低产妇、婴儿死亡率的一种资源。西方学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关注女性医疗社会学的研究,这启发了历史学者从技术、性别与政治等各个角度探讨分娩卫生的历史。其中,新旧助产者的更替以及分娩的医疗化与国家化,是这些研究的焦点所在。本文分别从民族话语、知识资源、医疗从业者以及医疗机构等四个方面描绘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的分娩卫生图景。笔者在挖掘和整理大量档案、报刊杂志、书籍资料的基础上,对二三十年间上海的分娩卫生行政、产科学教育、助产士以及分娩医疗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评估。在富国强种话语下,分娩卫生与种族、母性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号召国家、社会与妇女采取集体行动保持种族生命延续的一种动员策略。与此相应,政府的卫生行政将分娩卫生正式纳入施政纲领以全面掌控社会生活。培养助产士、改造产婆、设立产科机构等便成为落实分娩卫生的重要面向。分娩卫生的推行进程不仅呈现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笔者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分娩卫生的主要实施者,助产士对产婆的取代并不能被视为科学战胜愚昧;助产士甚至悲观地指出自身在分娩助手之争中的失败。同时,尽管二十余年间上海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娩医疗体系,然而分娩医疗化因经济、观念等因素而导致其实际推行效果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