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近代新闻史,抛开其他因素仅就办报本身而言,新记《大公报》无疑是众多报刊中办得最为成功的一份报纸,尤其是它在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为中国报业迄今唯一获得的国际荣誉,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新记《大公报》的重视程度比其他报纸要来得多。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新记《大公报》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多种多样。本文对前期研究新记《大公报》的大量成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文章或著作虽然篇幅长短不一,所选角度不同,但这些研究里,还没有单纯从新闻学或者说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大公报》进行专题研究的。所以,本人敢于在人们对新记《大公报》已经有了大量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仍然选它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在世界报刊发展的大背景下,从整个新闻事业发展史的高度来对新记《大公报》进行专题研究。文中对新记《大公报》的办报背景、主办者的人生经历以及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组织与运营、人才培养和业务特色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新记《大公报》在其主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及其后继者王芸生的主持下,汲取国内同时代报馆的教训,学习和借鉴欧美报业的办报经验,坚持将《大公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实体,不依附任何党派和社会团体,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工作人员以传播新闻为职业,这些都是大众传播中非常典型的职业化媒体特征。因此,本文认为新记《大公报》是沿着一条职业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这也是它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它的这些做法对我们今天的新闻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