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实力已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下游位置、“低端锁定”等现实问题日益突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尤其是推进制造业升级,是应对全球经济困局、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关键举措。从国际经验看,许多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特别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特殊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强关联性已得以证明,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人力和资金支持。因此,以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业升级,是我国现阶段最紧迫也是最务实的选择。深化两个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以制造业的需求为契机来发展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实现“双轮驱动”,构建中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加强两大产业的深度融合,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知识渗透范围,实现两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因地制宜地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引导生产要素合理优化配置,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策动制造业升级。鉴于此,本文在明确界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升级内涵的基础上,梳理并总结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轨迹,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升级需要,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性,把握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轨迹及其与制造业升级关系,并以此为主线,从理论上剖析生产性服务外包、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及其自身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搜集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案例分析比较三阶段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差异,借此提出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建议。本文按生产性服务业外包-融合-集聚的演化轨迹展开,主要试图重点解决四组问题:一是中国生产性服务外包水平如何?是否存在行业差异?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升级的效应如何?生产性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程度?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与在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两种外包方式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不同?二是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程度如何?两大产业的融合对制造业升级是否产生作用?作用方向和大小又是如何?不同的生产性服务行业与制造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三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是否存在着空间集聚态势?其集聚程度如何?是否存在行业和区域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何在?其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是否是线性的?四是外包、融合、集聚发展阶段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针对以上问题,全文共分为七章,以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发展为主线,即“外包—融合—集聚”的发展过程展开论述,具体的内容如下:第一章,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发展:首先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其次是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总结归纳生产性服务业的演化过程,并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演化发展的内生和外生动力。第二章,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性:从总量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两方面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理清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内容和路径,并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联程度,结合生产性服务业演化发展过程,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分析框架。第三章,中国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首先,在对生产性服务外包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以中国作为服务发包方的视角,将生产性服务外包划分为在岸生产性服务外包和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两种方式,利用WIOD数据库所提供的2000-2014年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中国生产性服务外包发展现状进行了定量测算;其次,分析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及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进而递进式的探讨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后,采用制造业行业生产性服务外包指标,通过实证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在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与离岸生产生服务外包,检验两种不同发包方式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差异。第四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在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探究两者的融合动力及融合过程,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两者的融合程度;剖析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各细分行业与制造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并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第五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首先,在区分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对产业集聚的内涵进行界定,利用全国31个省份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绘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空间分布图,证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确实存在着集聚现象,进一步选取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和空间集聚指数,从全国、省域、地级市等三个层次全面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其次,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集聚效应分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总效应;最后,通过构建门限回归模型来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关系及影响总效应。第六章,生产性服务业各发展阶段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差异:本章在前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融合和集聚等演化过程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与效应进行总结,进一步以福特公司、日本建机公司和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围绕制造业升级需求,深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融合和集聚之间形成合力的过程中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差异。第七章,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总结研究观点,根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演化发展过程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以制造业升级为导向,提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后续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进行展望。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生产性服务外包通过节约成本、转变生产方式、深化技术创新能力、获取价值链租金等机制从总体上促进制造业升级,但不同的外包方式对制造业升级产生的影响各异:从生产率上看,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水平对制造业各行业的生产率起促进作用,而在岸生产性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呈现负相关性,产生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生产性服务业未完全从制造业内部分离;从国际分工地位上看,离岸生产性服务外包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但在岸生产性服务外包却恰恰相反,阻碍了制造业国际分工位的提升,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现阶段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与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为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供有力地支撑。2.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水平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存在行业和区域差异。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价值链中,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即使提升1%也改变不了现有的国际分工现状,再加上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使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缺乏动力,导致目前两个产业之间的融合水平较低。通过比较发现,不同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流通服务、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与制造业的融合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流通服务的影响力最大,金融服务次之,商务服务第三,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出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程度偏低。通过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全国维度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门槛值分别为0.9648、1.1523和1.7407。据此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划分低集聚水平、中等集聚水平、较高集聚水平、高集聚水平等四个区间,目前大多数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位熵处于低集聚水平区间;在省域维度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着区域不均衡性,处于高、较高集聚水平区间的省份基本上位于我国东部、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多处于低、中等集聚水平区间。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还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其作用由促进转变为阻碍,呈现出阶段性的渐进过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由低集聚水平向中等集聚水平过渡时,通过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专业化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四个正向集聚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且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集聚水平超过门槛值1.7407时,资源的有限性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要素需求,要素拥挤等负向效应开始突显,且负向集聚效应强于正向集聚效应,使得总效应为负,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存在抑制作用。4.生产性服务业各个发展阶段并非完全独立,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演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制造业,推动着制造业升级。在此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融合和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外包推动产业分工与协作,降低制造业生产率;融合实现产业间的渗透,提高产品附加值;集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规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