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哲学文本并不直接构成现实的力量,因为文本总是以理论的方式回应着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语境中,《大众哲学》以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脍炙人口的方式将理论话语转换为现实的实践行动,将新哲学“改变世界”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简单化约的分析只能呈现一种漫画式勾勒,因而,只有回归《大众哲学》具体的、历史的生成历程,才能探寻远超于单独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大众哲学》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局势来看,单纯的理论介说与抽象的理论阐释已无法满足革命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更高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历程演变来看,“唯物辩证法”取代“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形态;从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来看,艾思奇从一般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中共文化战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大众哲学》出版之际,文化战线形成的言论环境以及唯物辩证法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自身话语权的探索,对《大众哲学》及其修订版本中的叙述体系与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众哲学》最初是由艾思奇发表在《读书生活》期刊“哲学讲话”栏目的文章汇编而成的,结合《大众哲学》具体的历史时空地形,才能理解其在内容特征、语言风格以及价值旨趣三重维度呈现的“大众化”特色。在内容上,《大众哲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性的理论特质,并在哲学与日常生活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构建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体系;在语言风格上,《大众哲学》以生活化的语言转换、对话式的白话文体、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结合的叙事原则构筑了“大众化”文风;在价值旨趣上,《大众哲学》始终以大众的生活为重心,以平等态度、生活逻辑为基础,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大众哲学》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范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在于其发挥了哲学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引作用,推进了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现实转向。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一环,《大众哲学》体现的是哲学应当从课堂走向大众生活的一致性方法,这一方法在当下能够转化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现实力量。揭示历史经验并不是非反思地直接应用,而是在当下的问题中打开未来的空间。作为一种把握现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在回归社会现实、面向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则需要满足大众在理性认知与情感传递上的双重诉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则应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