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传统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我国逐渐将目光转向技术创新。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中,配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和现实约束,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和企业的衔接环节,在促进国家战略转化为企业创新动力的政策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政府代理理论,中央政府难以直接监控众多经济主体的行为,为达成整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委托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和激励。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的决策主体,其个人特质和价值取向往往会影响政府决策,进而可能对地区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目前已有研究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主要从地区资源禀赋、经济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缺乏对于地方党政官员个人特质及晋升激励方面的研究。根据上述分析,探究中央应如何考核和激励地方官员以完成创新战略目标,地方官员基于个人晋升考虑的行为决策是否真正提升了地区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生事件和研究切入点。政绩考核改进可能使地方官员在提升创新绩效方面的激励更加有效,减轻央地代理问题,进而促进地区创新活力和创新水平。在考虑创新产出总量的同时,创新质量和创新技术效率也不容忽视。我国专利产出数量和质量之间的不匹配现象十分明显:通过对中国专利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11——2016年专利总申请量呈现出高速增长趋势,但我国各地发明专利申请量不足申请总量的30%,授权量更是不足总量的15%。从我国专利类型划分标准来看,目前我国专利产出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原创程度较高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仍处于较低水平。就创新技术效率而言,我国各地区创新效率均值为47%,其中最低的省份创新技术效率样本期间均值仅18%(内蒙古),技术转化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基于目前研究现状和问题,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晋升压力、官员任期及其交互项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地区创新产出和官员晋升压力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新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官员晋升压力有利于地区创新产出数量的增长,但对创新质量提升无显著影响。一方面,在新的政绩考核方法颁布之后,官员晋升压力对专利申请总量和专利授权总量的影响更加积极;另一方面,新的政绩考核方法并没有令官员晋升压力对专利质量产生更有效的促进作用。利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反事实检验等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同样的结论。2.通过爬虫技术和手工搜集各地方政府所有创新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得到各地方政府为促进创新采用频率较高的五大类(共二十一条)措施,包括金融外汇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行政措施和人事措施。进一步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分析,发现在新的政绩考核方法颁布之后,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技术市场成交金额、高新技术企业增长产生了更为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对基础科学研究及企业研发具有积极作用,对地区创新产出的增长具有解释力。因此有理由认为官员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产出总量的促进作用可能是通过积极扩大技术市场规模、提高政府审批效率、促进高新产业发展等渠道产生的。3.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地区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继续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晋升压力与测算结果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基于新考核制度下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通过了利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反事实检验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4.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官员任期与地区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官员任期与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产出的联合影响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官员任期对地区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官员任期也未通过调节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产出产生影响。5.通过tobit模型对官员任期与地区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官员任期与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效率的联合影响进行检验,发现虽然官员任期变量单独对地区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但官员任期对晋升压力影响地区创新效率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丰富了地方官员任期、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及地区创新绩效相关研究。在理论意义上,通过对地方官员任期、晋升压力与地区创新绩效、银行信贷情况、IPO情况、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高新技术企业情况及技术市场规模等的关系进行分析,不仅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压力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寻找到了提升地区创新绩效的渠道(积极扩大相关市场规模、提高政府审批效率等)。在现实意义方面,本文在地方官员层面上,寻找影响地区创新绩效的因素,为激发各地企业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水平,最终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路径参考。其次,在对现有地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寻更有利于提高创新产出、提升创新效率的地方官员激励监督机制。本文仍存在很大进步空间,主要包括:第一,本文虽然提出了官员晋升压力促进地区创新产出的可能渠道,但创新政策除了单独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外,其还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也可能对地区创新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由于时间限制,本文未能对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第二,经济指标在市县级官员的晋升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在省级官员晋升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市县级面板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增强结论可信度。本文认为今后主要可以从以上两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