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然而我国生态环境却持续恶化,污染程度日益加重。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也提升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使用了大量资源,也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现有的对企业环保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更多关注社会公众监督、政府关联等领域,但环境管制和股权结构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关注较少。二者分别从企业内外的不同角度探寻了企业环保投资的驱动因子。本文以企业环保投资为焦点,研究环境管制和股权结构两个因素对环保投资决策的驱动作用,同时对三者的关系在股权性质和地区间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公众打开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黑箱。本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环境管制、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分析机制,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呈“U”型趋势,当政府管制的强度较低时,企业环保投资的意愿也较低,但随着政府环境管制趋于严格,企业认为主动进行环保投资优于被动接受处罚,企业环保投资意愿加强;第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比重越大,相应的投资规模也就越少;第三,环境管制和股权结构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和地区上的异质性,从产权性质上看,政府环境管制对国有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而政府环境管制与非国有企业环保投资的“U”型关系更为明显,且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环保投资抑制作用更强;从区域差异来看,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企业已越过“U”型拐点,环保投资明显受到环境管制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更大。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广义系统GMM估计、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多种方式验证了本文实证结论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