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我国对并购重组行政许可的进一步简化,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越发活跃,A股市场中商誉的金额也在迅速攀升。据统计,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总额已由2012年的1690.20亿元增长至2017年末的13024.1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可达50.42%,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觑。然而,随着商誉规模的迅速扩大,A股上市公司开始频繁出现商誉“爆雷”的现象,导致多家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大幅度下滑,造成股市剧烈震荡,同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商誉“爆雷”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并购重组中的溢价和估值过高,使得商誉的价值被虚高,当并购后期无法实现预期的协同效应时,上市公司不得不计提巨额的商誉减值损失。并购业绩承诺作为并购协议的一项重要条款,其最初设立的目的在于缓解并购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对未来几年经营业绩进行预测并约定业绩不达标时的补偿机制,不仅可以为交易价格的评估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而且还能够对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进行约束或者加以激励。但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并购业绩承诺制度不但未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并购交易价格回归其真实价值水平,反而使被收购方有动机借“高”业绩承诺提升并购交易价格,使得上市公司为并购支付过高的溢价,并最终转化为账面上的大额商誉。基于以上的思考,本文认为从并购业绩承诺制度这一视角研究其对商誉减值产生的影响很有必要,不仅可以对并购业绩承诺制度的经济后果的文献加以补充,还可以为监管部门优化并购业绩承诺制度提供经验证据。由于并购业绩承诺与国外主流的盈利能力支付计划(Earnouts)存在较大差异,故本文主要借鉴国内学者以往研究成果,并通过对我国并购业绩承诺实施现状的分析,最终选择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并购业绩承诺这一特殊制度对商誉减值产生的影响,并从管理层过度自信、产权性质这两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研究发现:同未签订业绩承诺的并购相比,签订业绩承诺的并购更容易发生商誉减值,且减值金额更大。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负向影响在并购方为非国有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时更为显著。此外,本文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签订业绩承诺的并购样本而言,业绩承诺如果没有实现会加大的并购商誉减值发生的概率,且业绩承诺增长率越高也越容易发生商誉减值。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与并购业绩承诺经济后果相关的文献,而且从制度层面拓展了商誉减值领域的研究,为监管部门优化并购业绩承诺制度及加强商誉风险的披露提供了经验证据。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还从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两个方面提出建议,希望监管部门能够提倡以股份补偿或估值补偿为主的补偿方式,加强金融中介机构的责任落实制度,并强化以揭示风险为导向的并购业绩承诺的信息披露,以期为促进并购重组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