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丛刊》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6年,由国立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出版发行,前后共有三卷九期。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学分南北”,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派分。周谷城曾对五四时期的北大与南高进行过评论,称：“从前北大曾新极一时,凡奉行新教育主义的,当然到北大去。与北大对抗的有南高。那么反北大,而且专拜古典主义的,当然到南高为好”。①周氏这番评论大体上揭示了五四时期北大与南高“学分南北”的历史。南高即东大的前身。东大坚守传统的学术旨趣,校园内先后出现了“史地学会”、“学衡派”、“国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成为南方学术重镇。然而受民国以来学术界“趋新”态势的影响,坚守传统的东南大学文学团体自然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国学复兴”,20年代东南大学在“整理国学”方面所作贡献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遗憾的是研究者又多注目于“学衡派”研究,关于“国学研究会”及《国学丛刊》的研究依然匮乏。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可以认为《国学丛刊》自有其独立意义与价值,研究者不能仅仅将它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或者“学衡派”守旧形象的补充,而应充分挖掘其特有的价值,对其展开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这也是顺应如今“国学热”趋势的必然要求。目前可见的关于《国学丛刊》的研究,其中虽然不乏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之作,但多是收录于期刊杂志的零散小篇。这些论文由于篇幅有限,其研究均不能做到系统完备。有鉴于此,本文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对《国学丛刊》进行专门系统之研究。论文主体架构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介绍《国学丛刊》存在的场域——国立东南大学,在追溯东南大学历史沿革中重点探讨《国学丛刊》的创办背景与停刊原因；接下来考察《国学丛刊》的思想渊源,在此过程中又涉及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整理国故运动”。第二章是对《国学丛刊》作者群体谱系进行统计分析,并重点针对其中四位指导员进行个案分析；第三章是在把握《国学丛刊》体例的基础上,针对其内容分析其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坚守；第四章是评述《国学丛刊》的历史地位以及局限性。其中关于20年代东南大学校史,主要以东南大学校史为本,侧重于事实的再现与梳理；关于作者群的研究,主要借助民国档案文献、名人辞典等资料,力求完备；而关于《国学丛刊》内容的研究,则是在反复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概括出其中蕴含的某些层面的共性。《国学丛刊·发刊词》对其宗旨做了提纲挈领的表述,再结合具体所刊载的诗文以及学术性论文,具体论述《国学丛刊》中所包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全文论述皆以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为时代背景展开,这是因为《国学丛刊》本身便是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参与“整理国故”的成果。其中第一章第二节以丛刊研究为中心,同时理清了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中并存的两派：“新思潮派”以及“国粹派”,并且明确将《国学丛刊》作者群体视为“国粹派”的延续,这亦是本文的重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