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于实践中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充分发挥逮捕功能和作用,切实防止错捕、滥捕,加强人权保障,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对逮捕条件进行修正,并新增“径行逮捕”这一法定逮捕类型。从法条文本上看,径行逮捕也要同时满足一般逮捕三个条件中的证据要件和刑罚要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般逮捕还需要具备必要性条件,而径行逮捕则直接规定在满足证据要件和罪行要件的基础上只要存在“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三种情形就应当予以逮捕。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对径行逮捕适用条件“应当”式立法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存在许多争议和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径行逮捕适用条件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正文共分四个部分,全文共计三万一千多字。第一部分,笔者论述了径行逮捕适用条件的基础理论。首先,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就逮捕条件的调整,逮捕条件逐渐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更受重视。其次,对径行逮捕适用条件进行阐述,从法律层面来讲,新增径行逮捕虽有其特殊立法原因,但应当与逮捕制度减少逮捕适用的修改目的一致;通过与一般逮捕适用条件比较,径行逮捕将逮捕必要性要件排除在适用条件之外,这不仅违背比例原则,也不利于降低逮捕率。最后,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则文件的梳理,发现我国现行法律对径行逮捕适用条件的规定存在不足,有待完善。第二部分,笔者阐述径行逮捕适用条件的适用现状及问题。笔者采用数据统计、调查问卷、记录访谈的方式,对径行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实证调研包括笔者在实习期间对实习单位2016年审查逮捕情况的统计,主要是通过查阅审查逮捕意见书中的逮捕事由,进而分析适用径行逮捕在逮捕中所占比例及对其适用条件的说理;还包括对C市几个基层检察院的调查问卷。通过这些调查笔者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径行逮捕批捕率过高;对三种情形存在理解混乱;扩大了逮捕适用范围;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冲突;对未成年是否应限制适用规定不明确。第三部分,笔者通过对域外与我国关于径行逮捕相类似规定的梳理及分析,发现我国对于径行逮捕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僵硬、机械化,缺乏对必要性条件的审查,与严格适用羁押和较少羁押的刑事诉讼潮流相比,可以称为是比较法上的孤例。域外重罪逮捕及预防性羁押与我国径行逮捕制度的规定虽“旨趣相仿”,但两者都受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和限制。其中德国、奥地利、我国台湾地区及澳门地区对重罪羁押属于明确法定型,均将涉嫌特定犯罪作为羁押的一种法定理由,并且规定以必要性为基础条件;对于预防性羁押因其是以犯罪嫌疑人过去所犯之罪,对其认定需特别审慎。第四部分,笔者在前三部分论述的基础上,针对径行逮捕适用条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其在适用上的完善建议。首先,应当重新定位径行逮捕。然后从立法本身的角度考虑,笔者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意见规则来明确径行逮捕三种情形的含义和内容;应当将逮捕必要性分析引入径行逮捕适用条件之中;并对“曾经故意犯罪”这一情形进行限缩解释,防止逮捕适用范围的扩大。同时将径行逮捕纳入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范围之内,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径行逮捕情形时应当区别对待,裁量可以逮捕,而非应当逮捕。最后,应当转变司法人员的工作观念,并完善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