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银行业的发展壮大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但是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扩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借助互联网平台成长起来,极大地冲击着传统银行业务。为应对这种状况,各家银行积极开展表外业务并进行金融投资活动,造成银行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不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越来越多的资金集中在房市上,我国经济社会脱实向虚的趋势愈加明显。此外,近几年我国银行业进入了强监管的时代,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国家下发多个文件要求银行“表外业务回表”,增大了银行的资本金压力。最后,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远高于国际水平,这虽然可以有效防范风险,但也极大削弱了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降低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在上述背景下,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要求参考多个因素,适当下调符合条件银行的拨备监管要求,减轻银行拨备计提压力,增大可释放拨备的空间,引导银行加强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增厚利润,提升银行业绩表现,增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但是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调整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还要靠实际得来的经济数据进行考察。本文基于22家上市商业银行多个时点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通知》发布对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以及实际信贷投放影响的净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三个实证假说:第一,《通知》的发布提升了我国银行业中可以下调监管要求银行的资产质量;第二,《通知》的发布促进了可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银行的实际信贷投放;第三,《通知》的发布促进了可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银行对实体经济行业的实际信贷投放,而对虚拟经济行业的实际信贷投放的提升并不显著。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通知》的发布使得可下调拨备监管要求的银行有充足的空间来运用拨备处置不良贷款,因而提高了资产质量;第二,《通知》的发布使得可下调拨备监管要求的银行减轻了拨备计提的压力,原本用于计提拨备的资金现在可以用来发放贷款,造成了信贷投放的增加;第三,《通知》的发布使得可下调拨备监管要求的银行更多地将信贷资源投向实体经济行业,而不能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银行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行业的贷款还是虚拟经济行业的贷款投放的提升都不显著。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条政策建议:第一,要在“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监管,引导银行继续暴露不良,处置不良,使监管向纵深发展;第二,设置拨备水平的上限,还原超额拨备,增厚银行利润,提升银行业绩表现,鼓励银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切实增强银行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第三,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贷款分类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