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新常态”阶段,经济正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制造业是国家立足之根本、国家振兴之武器、国家富强之基础,是吸纳就业的“强引擎”。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就业息息相关,制造业的高质量就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但制造业就业萎缩、结构性矛盾突出。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2年达到峰值19.2%（比发达国家峰值水平低10%以上）后,就业规模平均每年下降超200万。我国制造业过早地出现了就业萎缩。“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现象严重,行业间就业景气度差异明显,区域间从业者流动存在较大波动。自2018年以来,国务院对于制造业增值税改革力度空前,连续2年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增值税改革肩负了多重宏观经济目标,“稳就业、保就业”首当其冲。增值税税率下调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契机。增值税税率降低了企业税率,使企业投入成本减少,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决策。深入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优化制造业就业结构,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秉承“提出问题—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逻辑,研究2018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首先,在对增值税税制改革、制造业就业以及税制改革的就业效应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对增值税改革历程和制造业就业的现状进行分析,了解到制造业的现存问题。针对现存问题研究,发现制造业就业结构优化是推动其产业优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把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作为政策冲击,研究受到其影响的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其次,文章选取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在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下制造业就业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受到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正向显著作用。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加入时间×地区固定效应、提前政策时间、排除留抵退税的干扰等多项稳健性检验来证明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文章在对企业规模、地区以及细分行业进行分组检验时发现,相较于较小规模、中西部地区、其他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而言,较大规模、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受到政策影响更明显,这些企业能更好地适应政策变化,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就业结构优化。同时文章把制造业企业利润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利润是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影响制造业就业结构的中间机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达到了为制造业企业减少税负的目的,其对制造业就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作用。但是想要更好的优化就业结构,还需要多方面努力,并据此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应该适当加大推进增值税税率改革力度,简化税率结构;其次政府对于不同地区要选择不同的着力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大小规模企业对症下药,抓大扶小;最后要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扶持制度,加大促进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本文的创新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以往的文献中关于增值税税制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企业价值、企业投资、经济增长等方面,涉及到就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就业总量上进行研究,但近些年就业结构矛盾深化,优化就业结构有着重要意义。同时现有文献关于增值税税制改革对就业结构方面的研究,也多是从宏观就业结构,即产业、地区、所有制结构入手,对于微观个体就业结构研究甚少。文章从企业入手,聚焦于制造业微观层面就业结构,以2018年5月起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作为冲击,研究政策冲击对于制造业学历就业结构的影响。二是研究视角创新。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发现现有文献中关于增值税改革的就业效应,主要是基于在增值税转型、营改增等政策事件,关于增值税税率改革的就业效应研究较少。文章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入手,研究制造业就业结构受到政策影响效果,可以对现有增值税改革的就业效应进行相关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