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释义之一是“对未来事物的合理的设想或希望”。在陈映真和张承志那里,理想则具体表现为追求公平与正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远景密切相关的、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的对于更美好未来的想象与信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所共享的对于理想的理解,从根本上塑造了他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与思想内涵,使他们在抒情、信仰、国族认同等三个方面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与可比性。首先,陈映真早期小说中以“忧郁”为特征的抒情氛围,小说人物所表现出的“心理性阳痿”症状,是以艺术性的“颓废”表现对海峡对岸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化的想象与向往;张承志在大陆1980年代左右的“新时期”对“母亲”的“歌唱”,小说中主观抒情的频繁出现,则起到了消解前“三十年”暴露的问题及延伸至“新时期”的诸般矛盾的作用。抒情在他们那里都可视为曲折传达追寻理想的中介,或解决矛盾的手段。其次,随着时代变化,在他们的认识中社会整体层面上的革命理想的衰减、资本化程度的加深,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宗教信仰。陈映真对与基督教密切相关的“爱”这一文学主题的阐发,是他在大陆当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对台湾社会状况感到不满的双重困境中,以基督教概念作为理想的接替物;张承志在与陈映真相类似的时代情境中,选择了富有抗争与牺牲精神的哲合忍耶,以与1960年代的反叛精神相接续。宗教在他们那里表现为理想的变形,“爱”与“抗争”的信仰可视作“理想”的两个不同侧面。最后,国族可视为他们通向理想的中介或过渡。出生于台湾的陈映真与回族的张承志在国族认同方面都采取了相同的两种路径:传统历史文化的与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在陈映真那里,先是在1980年代以“铃铛花”系列小说及相关散文,表现对左翼革命史的拒绝遗忘的态度,试图以对革命的“再纯化”的方式“找到中国”;在新世纪则怀着“怎样理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理想的距离?”这样的困惑,从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找何以“中国”的答案。张承志则在《北方的河》等作品中,一面通过对意味着绵延不绝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河”的描绘,表现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认同,一面又在文本中凸显认同主体、认同对象的特定性与排他性,隐藏着认同从“历史文化”向“理想”转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回族题材作品对“底层”的描写中最终完成。所以,理想始终在他们的国族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制约着二人在不同阶段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识。在追寻理想的表征中,无论是就抒情、信仰还是国族认同等几个侧面来看,他们的文学和思想文本都充满了各种断裂与矛盾,再现了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