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阶段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是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影响进口国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金融发展因素,其发展程度对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影响重大。因而如何推动我国的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技术创新,达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此进行试探性的研究。本文分别选取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作为金融发展的替代变量,运用1998-2014年地区面板数据,建立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国际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关系。首先我们在全国整体层面上进行门槛回归分析,接着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中间品进口规模等都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又延伸到东、中、西区域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了解目前各个省市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对该地区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促进作用的现状。从全国整体层面上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我国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中间品进口国际技术溢出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双门槛效应”并且存在边际效率递增的特点;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单门槛效应”,并也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的特点。从东、中、西部地区比较研发发现:(一)东部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双门槛效应”,而中、西部金融发展规模均没有达到促进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门槛值。(二)金融发展效率对东、中、西部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东、西部存在“单门槛效应”,并且边际效率递增,而中部存在“双门槛效应”,但边际效率从跨过第一个门槛值的递增到跨越更高门槛值的递减。(三)横向比较三个区域的边际效率,发现东部小于中西部。(四)通过对样本所处的门槛值区域统计可知东部的北京、上海和浙江都已经达到了金融发展规模最大的门槛值,而金融发展效率方面东中西整体上都处于中等溢出效应水平,只有天津、浙江、福建和安徽金融效率达到最佳溢出效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