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伦理学的重大理论课题。从某种意义说,伦理学就是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幸福,以及引向人们如何实现幸福的一种学问。古今中外的伦理学家们对于幸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我们在探寻幸福的思考过程中,不能忽略历史上这些思想家们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财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伦理学的集大成者,而密尔是近代英国功用主义伦理学的集大成者,两人都对幸福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以不同的路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相对于前人的理论已经达到了思想的顶峰,相对于后人也显示了其理论的张力和厚实。选择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作为论文的题材,不仅仅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与密尔在伦理学史上所引发的理论兴趣,更主要的是在于他们对人们现实幸福生活的深切关怀。但由于功用主义幸福观将德性看作是人们追求功用的一种手段,因而带有明显的德性工具论的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人们所普遍欲求的,而且是值得欲求的德性的崇高性和纯洁性,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德性论的当代转向性思维变革。在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向亚里士多德传统德性论复归的浪潮就充分印证了这种时代及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密尔为代表的英国功用主义幸福观有其合理的理论和思想的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的局限性。密尔强调“最大幸福原则”,承认应把所有当事人的幸福而非一己的幸福当作首要目标,甚至主张个人牺牲的合理性,并由此让人看到了一个放眼社会、胸怀他人的伟大思想家的胸怀。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伟大思想家的胸怀只有在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它应有的肯定和赞赏,而在现实生活的伦理实践中却很难看到它的完整的影子。德性,或者说道德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德性不等于幸福,幸福需要以合于德性的方式获得。如果过分追求利益,不仅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会使人们陷入无尽的不幸和痛苦之中。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幸福离不开适当的财富,但他同时也强调“中等财富”足以实现幸福。因此,人们的幸福感不仅需要一定的财富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情感与欲望的程度所决定的。我们只有通过理性地思考活动将自己的情感与欲望合于德性的“适度”状态时,才有可能理解幸福的真谛,从而才有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