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以及对海外反清力量的防范,严禁华工出洋一直是清政府传统的政策,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严禁政策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外人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使外国在华招工商人更加有恃无恐。而此时期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奴隶制的先后废除,使各国急需从中国输入大量劳工以弥补本国内及殖民地劳动力的短缺。在暴利的驱使下,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而招工合法化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西方国家谋求合法化的努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首先是广州的联军统领衙门逼迫傀儡巡抚柏贵承认外人在广州招工的合法化,继后劳崇光与外人制定的“招工章程十二款”进一步确认了柏贵的政策,但劳崇光同时也宣告要大力打击非法拐贩活动。仅限广州一口的合法招工显然不能满足外人对劳工的渴求,利用签订《北京条约》的机会,外人将招工合法化扩大到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华工出洋合法化终于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认可。随后有关华工在国外所受残酷虐待的消息以及与各国谈判签订招工章程的高潮使清政府意识到保护海外华工的合法权益是政府职责所在。 《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使华工出洋人数在以后的几年中迅速上升,而19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美国国内的政党斗争,使美国首先挑起了排华运动,在一些政客的鼓动下,排华运动一度达到高潮。美国会于1880、1882、1884、1888、1892、1902年先后通过一系列排华法案。针对激烈的排华运动,清政府在进行交涉的同时注意保护海外华工的权益,尤其是驻外公使对华工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华工政策是一个从禁止、默认、到合法化、再到支持与保护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