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事业正面临来自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民事法典以及发达国家的四重挑战。四者分别表现为:建立在物理社会之上的知识产权刑法规范及其构成要件,难以涵盖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犯罪新样态;人工智能及其创作物所引发的针对知识产权侵权主体、被害主体、保护客体地位的诘问;正在实施的《民法典》、新近陆续大修的各知识产权部门法以及正在讨论制定的《知识产权法典》所呈现出的知识产权民事扩展趋势,与同样呈现扩张趋势知识产权刑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用有针对性的修改其国内法、在小范围内另立新标准、强行拔高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水平等方式,不断冲击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以巩固其知识产权霸权地位。首先,数字技术加持下的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新环境、新手段、新对象等特点,进而引发或加剧了司法实践中主观目的认定难、损害后果量化难、平台责任归咎难等难题。考虑到当前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都处于初级阶段,那种颠覆性的变革为时尚早。因此,一条总体的应对思路是:运用更加灵活积极的解释方法,最大程度弥合现行规范与新型犯罪之间的代沟。具体做法是:同时采取扩大和限缩解释,一方面拓展现有罪名中的构成要件之射程（例如复制发行、营利目的、网络传播等）,使之尽可能适应数字时代千变万化的犯罪样态。另一方面,对新技术、新事物进行解构,删繁就简,把握其核心特征,找到其与传统刑法理论和传统罪名要件之间的链接点,最终将其置于现有体系的规制之下。其次,作为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人工智能的逐渐成熟使得整个“以人为本”的传统知识产权体系面临颠覆性的冲击。精神世界和知识海洋不再由人类独享,刑法应当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接纳人工智能及其创作物。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的智慧成果,在承认其可知识产权性的基础上,宜采取区别保护、有限保护的策略,即将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创作物人身权的适格主体,而将其背后的自然人作为财产权的适格主体,同时在整体保护力度上弱于自然人;对于人工智能实施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应根据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力大小分为工具型、合作型和独立性,并分别归责于自然人和机器人;对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侵害客体的知识产权犯罪,则应给与计算机软件、专利、商业秘密等全面保护。再次,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及同前置法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构建知识产权科学完善的刑法保护体系不能仅将视角局限于刑法内部,而是要注重协调日趋紧张的刑民关系。在肯定知识产权刑民衔接正当性和违法性判断缓和的一元论的基础上,同时借鉴美国立法层面“先民后刑”和司法层面“刑民并重”的经验做法。协调知识产权刑民关系,宜从案件整体定性和具体要件解释两方面下功夫。前者即为在知识产权案件首次刑民界分问题上,以多元化的入罪标准破除现有的“唯数额论”,以梯度化的数额标注取代“一刀切”。后者则要求刑法在具体要件的解释上与前置法对接,尽量作出外延等于或小于前置法的解释结论。最后,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从企业间的利益纠葛,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底牌。因此,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以刑法助力知识产权强国,还必须重视化解外部风险。必须认识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特别是存在涉外因素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知识产权刑法实际上同时保护财产、秩序和国家安全三种法益。未来,我们既要适度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成果,继续从细化现有商业间谍罪、吸收“商业规模”要件、推广刑事禁止制度适用等方面强化保护,更要坚持底线思维,杜绝一味提高保护水准,盲目与发达国家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