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制是指行政主体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使其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自主行为，简单说，就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认为，对于行政权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外部主体，包括立法控制、司法控制以及公民和社会舆论监督等，但这种控权方式一方面难以适应行政权力日益扩展、行政理念逐渐更新、和谐社会发展目标深入人心等一系列社会趋势，另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不足之处使其无法达到充分完全的控权效果。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下，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就应当在肯定外部控制的同时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行使行政权的政府，从而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的功能、方法及实现途径。本文的主旨在于架构详细的行政自制理论体系，即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搭建行政自制的主要框架，拓宽行政法学的理论视野，将政府对行政权的自我控制引入行政法学研究之中，开辟以政府自身为主体的控制行政权的新渠道，弥补单纯外部控制的不足，补完控制行政权的制度构设。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篇，每篇各五章，上篇为“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下篇为“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　　 上篇“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涵盖了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主要是从基础理论的角度论证行政自制的理论支撑——只有行政自制在基础理论上被承认为正当，才有进一步将其实践化的可行性。本篇着重分析行政自制的社会学、伦理学和传统文化上的基础理论支撑，并通过行政环境的考察论证其现实可能性。　　 第一章介绍行政自制的基本定位。一个崭新的学术概念的提出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清晰的定位，并厘清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因此本文第一章首先对行政自制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而在理论缘起方面，行政自制理论的提出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因素的推动：(1)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拓展行政控权方式；(2)外部控制的缺陷需要行政自制体系加以弥补。本章对行政自制核心概念的定位起着统领全文的作用。　　 第二章论述行政自制的社会学基础。在社会学方面，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米德的“主我”、“宾我”理论共同构成了符号互动论的奠基物，而二者又同时为行政自制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支撑。米歇尔斯借助社会角色的概念通过寡头统治理论对行政民主提出了悲观的看法，而行政自制理论则能够对其进行有力回应。对于社会控制而言，行政自制属于内部控制的一种，能够发挥内部控制所特有的控制功效。　　 第三章论述行政自制的伦理学基础。本章首先阐述了行政伦理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功用，而后，在伦理学上，行政自制理论能够同时获得义务论和目的论的支撑，并能有效应对后现代伦理学的挑战，具备充分的伦理正当性。本文认为，行政伦理不仅是一种主观状态，而且还应该与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及其结果相联系，因此行政自制不仅要求行政人员做出优良的、有效的行政行为，而且只有行政行为取得了优良的效果，才能最为充分地符合行政自制的要求。　　 第四章论述行政自制的传统文化基础。行政自制理论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着良好的契合点。不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上的统一和谐、内圣外王，还是古代政治实践中的自我控制，都与现代意义上的自制理念殊途同归。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行政生活中，从宏观追求，到政治理论，再到微观实践，都包含着支持行政自制的丰富元素。本文认为，在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中国实施行政自制更为容易，或者说，文化的传承使行政自制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实施起来更少阻力。　　 第五章进行行政自制的可能性分析。随着现代行政目标的确立，政府在行政理念、行政权、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几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为行政自制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能性。在行政理念上，惠民理念成为政府行政的立足之本，服务者成为政府的首要角色，要求政府让利于民、主动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给予照顾。在行政权方面，经过三十余年的法治建设，行政权已经是被规范于宪政与法制框架内的权力，并且具有理性的因素和向善的能力，完全可以容纳行政自制的实现。在行政行为上，行政决策和立法呈现多元化趋势，行政执法呈现柔化趋势，政府在自制的理念之下一方面使最终制定的法规和政策体现多元社会主体的意愿，另一方面则通过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广泛应用防止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从而以柔性的方式对待相对人的权益。　　 下篇“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涵盖了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内容，主要讨论将行政自制理论制度化、操作化的具体实践方式——只有将行政自制理念从理论转化为现实，才能让这一具有正当性的学理概念发挥出充分的社会效果。本篇主要从裁量权内控制度、行政内部分权制度、行政惯例制度、绩效评估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五个方面展开。　　 第六章论述行政裁量权内控制度。如何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是行政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对于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而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有着明显的内发性、专业性和同步性优势，特别是裁量标准格次化机制，能够有效地对法律法规中相对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按照一定标准进行量化、区分出不同格次，使其更为明晰并更具可操作性。　　 第七章论述行政内部分权制度。行政内部分权是指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为防止行政权过于集中而引发的专断，自发地将权力划分和分立开来，并通过行政权之间的博弈使最终实施的行政行为达到最优的一种举措。深圳市提出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方案便是将行政系统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职能分离开来，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一种权力配置模式。在实践中，行政内部分权应当坚持适度原则、确保权力划分与部门设置的合理性，并保证政府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　　 第八章论述行政惯例制度。行政惯例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将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惯例示范给行政人员，并要求行政人员在遇到相同或类似行政情景时能够遵照先前的惯例实施行政行为的一种控权方式。行政惯例制度的宗旨是通过惯例来约束行政权，提高行政质量和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增进相对人权益和社会公益的目的。本章分别介绍了行政先例制度、标准操作程序和非正式的内部行政规则等行政惯例的实践手段，并提出了具体的优化途径。　　 第九章论述绩效评估制度。绩效评估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对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在成本、收益、效率、公开性、便民性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价，总结工作，并用以指导未来行政实践的一项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的设立实质上也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因为如果政府及其公务员放任行政权的行使，甚至违法或不当地滥用行政权，那么其显然无法获得较好的绩效评价，而较低的评价是与一系列不利后果相连接的，因此，行政人员就必须控制行政权的行使，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以更好地服务于相对人。　　 第十章论述内部监督制度。行政内部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系统内，负有行政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监督其他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一种监督制度体系，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自我纠错的制度。实践中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的设置较为多样，本章主要选取了行政备案制度、报告与检查制度和行政监督联动机制加以阐述，并进一步对如何完善内部监督中的政令传递与信息获取机制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