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合法性困境,其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德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试图找寻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批判解释学即是应运而生的初步尝试。哈贝马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反思传统,通过对哲学解释学基本观点加以消化和改造,从而进一步推进解释学的“批判化”,发展出一种注重意识形态批判与追求自由解放的新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哈贝马斯的独创之处在于将“批判反思”与“交往理解”巧妙融合,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建构批判解释学。在认识理解的维度上,批判解释学关涉批判社会科学领域的自我理解。哈贝马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看到,彻底的认识批判应置身于社会领域之中。任何认识都不能凭空反思自身,必须与人类理性兴趣相关联。解放的理性兴趣导向批判的社会认识,为批判解释学理解理论奠定了基石。在批判方法的维度上,面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精神科学领域的越界侵占,批判解释学肩负着方法论构建的使命。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统治下造成人们“扭曲交往”的现实关注,哈贝马斯希望建构能够成功促进自我反思与反思意识形成的社会分析方法。于是,批判解释学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这两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典型范例。对扭曲交往的现实分析并不是哈贝马斯的最终目的,而是恢复合理化的人类社会交往。批判解释学的解放旨趣,指向追求自由交往和平等对话的民主解放。批判解释学为社会批判理论找寻规范性基础的初步尝试,得以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集成。可以说,批判解释学是哈贝马斯在学术早期阶段所作的理论整合,为交往行为体系框架的搭建铺垫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