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进入更高的阶段，原来一个国家的同一产品生产过程，被分散到几个国家甚至几十个国家进行生产，每个国家只专注于某个生产环节或者某种零部件的生产，从而形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格局。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格局下，产业升级不仅仅表现为一国产业结构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更突出地体现为沿着价值链从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环节攀升的一个过程。对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内在动因，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出发，仅仅把产品内国际分工看作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把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贸易互惠看成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分析逻辑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安于现状从事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则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内在动因在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当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利于其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必然要求突破原有国际分工的限制，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西方经济学仅仅从一个纯粹的技术分析角度出发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各国的要素禀赋是否实现了最优配置成为判断产品内国际分工合理性的标准，各国只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就能从中获得好处，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必然掩盖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的现实。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则认为，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依然起作用。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国别差异，发达国家用较少的劳动实现了较多的价值，从而不费代价地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了“微笑曲线”上极不平衡的利益分配关系。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参与者，却始终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对于如何实现我国产业升级，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提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升级路径。通过从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外资的利用等几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升级路径对发达国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不仅技术上依赖发达国家，还付出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甚至威胁本国产业安全，而基于国际价值理论的产业升级路径则强调培养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因此，对于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而言，仅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本国产业升级。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保护和支持本国企业或产业，尤其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性企业和产业，从而实现技术性跨越，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