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资本运营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一种方法能象资本运营那样迅速而神奇地改变企业的价值。以兼并、收购为核心内容的资本运营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从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纵观全球的并购市场，较大的并购几乎都是发生在电信产业。作为全球第二大电信市场，我国于2001年11月11日在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中被接纳为正式会员，将遵循WTO基础电信协议的规定，逐步开放电信市场，其他国家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市场行为都将在我国出现。因此认识世界电信业，尤其是西方电信业整合浪潮的动因，除了对兼并的理论的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外，还能对认识我国电信业的未来发展模式、制定相应对策能够起到前瞻性的指导作用。　　与世界电信产业的“合并”浪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电信业的重组进程，从表面上按照与国际潮流相反的拆分之路发展:我国从1988年11月提出对邮电业实现“政企分开、邮电分营”以来，电信市场经过2次大的重组，目前初步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铁通、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等几家电信公司竞争的格局，但是在形式拆分的过程中存在着企业的兼并，通过寻呼业务将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进行了兼并，通过区域划分，将网通、吉通、中国电信进行了兼并，并且在总体拆分停止后孕育着巨大的并购市场。中国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系统和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西方国家及中国电信业兼并和收购产生与发展背后的经济学规律是什么？中国电信业的兼并重组之路为什么与西方的不尽相同？分别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笔者在论文中将循序渐进地回答上述问题，这也成就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论文共分为九个部分，通过对国有电信业兼并和收购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变迁加以剖析，进而说明兼并和收购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中国改革过程中如何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的难题。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引言。在这个部分，扼要地介绍了兼并和收购的趋势以及对电信业的影响，指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目的，同时对本论文中运用的部分名词进行了定义。　　第二部分:企业兼并和收购概述。在这个部分，首先介绍了企业并购的定义，企业并购与企业重组的区别，接着笔者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对企业并购进行分类，然后介绍了并购动因的经济学解释，最后简单介绍了并购对国企改革的影响意义。　　第三部分:制度变迁理论及在中国的应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较为详尽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博弈的均衡与非均衡方法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动因——从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实践，最后得出“中国是中央扩散型制度变迁”的结论。　　第四部分:国际电信业兼并和收购的分析。在总结国际电信业三次兼并浪潮的历程及其特征之后，给出了国际电信企业并购历程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分析美国电信业并购的技术驱动因素及制度驱动因素得出其主要因素是技术驱动型。　　第五部分:中国电信业兼并和收购分析。在这部分，通过透视中国电信业改革的历程，即企业并购制度的演进与变迁，进一步分析中国电信业兼并和收购博弈主体的组成，将中国电信业的企业并购制度演进与变迁过程划分为“制度僵滞阶段”、“制度创新阶段”和“制度均衡阶段”，同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特征，最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电信业的并购历程做出了经济学解释，并指出中国电信业并购的主要因素是制度驱动型。　　第六部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并购的历程。经过数次的拆分重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已成为以南方为主要经营区域、以固网为主要业务范围的新型电信运营商。其一方面通过海外上市加强了资本运营和企业改制，并通过其上市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对母公司的2次成功收购实现了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另一方面加快北方电信的补网建设，为快速“做大”广泛采用了收购的成长方式。　　第七部分:国家对电信业兼并收购的扶持。在这部分指出国家应通过制定适宜的法律法规、鼓励电信公司海外上市、协助做好企业重组等工作并帮助中国的电信企业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第八部分:进一步完善兼并和收购制度的建议。通过对电信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分析中，对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指导意义。这部分笔者从宏观层面上就中国兼并和收购制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政策建议。作者还尝试总结如何去建立这样一个好的制度，如何培育相关的非正式规则，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实施机制做出相关的政策和对策建议。　　第九部分:结束语。总结并结束全文。　　论文的结论是:笔者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近年来电信业的兼并和收购，探寻中国电信业兼并重组的经济规律以及其其发展方向。笔者认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电信业的并购主要驱动力源于技术因素，通过“技术性可能生产边界”的外移来实现。虽然这些发达国家同样经历了通过降低制度成本提升产业绩效的过程，但是近年来国际上的电信重组却是由技术因素趋动的。这个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世通的破产（过高估计技术的绩效趋动因素，对兼并后企业的制度成本未加重视）。对于中国电信业的拆分重组之路，笔者主要从产权激励的角度进行考察，政府显然是想通过电信业的重组来提升产业绩效，中国电信业的“拆分”之路则是通过明晰产权、降低制度成本来实现整个产业经济绩效提高的目的。作者认为，当前起的若干年内中国将会重现发达国家电信业的重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