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解放后的上海私营电影院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劳、公、资三方展现出的立场变化进行研究，勾勒出解放后上海私营电影院职能变迁的全景，从而回答上海放映业晚于制片、发行两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上海电影产业链末端的放映业——上海私营电影院，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制片、发行两业的景况。由于解放后的私营电影院兼具“教育馆”和一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双重属性，使得其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始终游移在两者之间。针对这一特质，公方在对其进行改造时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以及影院工会的力量，将电影院放置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环境中，逐步完成了私营电影院所有制性质的转变；另一方面，基于影片的教化功用，解放之初电影院即被定性为“人民大众的教育馆”，为实现这一目标，公方在审查影片、控制发行的同时，展开了私营电影院经营方式的变革，最终使其成为公方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上海私营电影院社会主改造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作为文章的分界点，全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章即第一部分，该章涉及了本文的第一个分界点，即从上海解放到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集体拒映美片，这一事件意味着上海私营电影院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即公方控制了影片的产出与发行。与此同时，该章还就影院公会与公方的博弈展开了研究，以此展现上文局以及电管处成立之前的影院经营状态。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主要对总路线提出前的上海私营电影院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研究，该部分同时也是本文的重点。其中，第二章侧重私营电影院经营状况的分析，分别从该时期私营电影院的盈亏情况、劳资纠纷以及电影票价的定价权入手，展现了劳、公、资三方的立场变迁，并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私营电影院职能变迁的原因。第三、四章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展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作为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构成部分的上海私营电影院，公方如何在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同业公会与影院工会的力量，不仅进一步确立了电影院的“教育馆”功用，而且实现了影院资方、同业公会、工人以及影院工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主要对总路线提出后的私营电影院的社会主改造进行考察。总路线的提出从根本上加速了上海私营电影院的公私合营。与此同时，针对影院业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不仅进一步肃清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实现了私营电影院内部体制的变革。从1949——1956年，上海私营电影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此期间，公方充分运用了经济、行政的手段，使上海私营电影院在转变所有制性质的同时，成为国家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