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西方都曾经历“政教合一”，我国的“政教合一”主要是指政治、官员、科举与教育的合一；西方的政教合一主要是指政治与教会的合一；传教士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政教合一，最初是由传教士——传教士教育家打破的。晚清中国，因为政治经济方面的腐朽落后，文化教育上也变得很不符合时机。西方的近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还是传统的封建体制。鸦片战争，中西力量悬殊，胜败自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基督教也进入中国。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时期，传教士的工作主要就是通过家庭宗教活动、街头巡回布道、教堂布道等方式达到传播基督教、发展基督教徒的目的。最初的传教布道效果很不理想，传教士根据中国社会当时特定的情况，逐渐的发现创办教育活动可以消除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并且可以通过学生影响家长，这样就能达到自己扩散福音的目的。所以传教士的传教方式逐渐改变，翻译西书，兴办学校，参与洋务教育。19世纪70年代以后，传教士向传教士教育家转型，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西学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与应用以及中华教育会的成立，另一个标志是教会教育由初等教育向高等教育逐步升级发展。教会学校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殊成分，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前进。尽管传教士办理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教，但由于这些学校在办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所以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传教士一般多是从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学习。多数教师具有本专业和神学的双重教育经历，其中还有许多人是首次将本学科内容介绍入中国，并且开中华之风气成立学校、女子学院、西医医院，通过这些机构传授西医、外文等学科知识。正是这些传教士所组建的学校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使得当时的中国能够与西方社会进行交流；大多数西方传教士具有为宗教献身的思想，他们不怕困难跋涉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开创教会事业传播宗教的信仰，因此他们具有特定的能力和职业人格要求。教会教育向高等教育发展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是要经过差会的选择聘用，挑选那些训练有素的专的教育家到中国，指导实行教会教育。从单纯的传道授教到考虑到教育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传教士质的飞越。本文以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在我国近代教育中参加教育活动的过程及变化为背景，探讨了他们从传教方式发生变革到传教士教育工作专业化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对其所表现出的种种教师专业化特质进行了分析。来华传教士通过开办外语、军事、工程技术等学校（包括女子学校和高等教育学校）、创办医院、编写书籍与报刊等等不懈努力，培养了新型知识分子，为中国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对中外交易和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尽管其从事教育工作最初动机不是为发展中国教育，但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作用与影响的贡献不容否定。本文所分析的来华传教士的教师专业化，不是教师专业化的终点分析，而只是一个过程分析,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参与中国近代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教师专业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