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产业分工逐渐深化,企业、区域、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进入白热化状态,产业集聚以其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知识外溢等优势,成为了企业、区域以及国家为提高综合竞争力所竞相追逐的一种产业发展形式。为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中部六省是指位于我国大陆腹地的六个省份：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两省。中部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发挥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只有中部六省崛起,中国的经济才可能发展得更加平稳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中部六省发展是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中部六省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的重视。本文以中部六省为研究主体,探讨该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和效应评价,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效应提供决策制定和实施依据,具有突出的实践参考意义。此外,用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对于探索如何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科学、有序、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梳理相关产业集聚理论及其经济效应作用机理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产业集聚的多种测度指标,对中部六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同时,从理论角度对产业集聚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探讨,并从实证量化分析的角度验证和识别了影响中部六省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影响中部六省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的数量效应；此外,从实证角度检验了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技术创新的数量效应；最后,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对中部六省产业集聚空间分布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如下：(1)中部六省的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本文的第三章首先回顾和探讨了各种产业集聚水平的度量指标和方法以及这些产业集聚测度指标在应用方面的优劣势。然后基于应用较为广泛的产业集聚水平评价指标对中部六省的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产业集中度、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还是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聚集系数EG指数的计算结果都显示,中部六省的产业集聚水平较低、集聚特征不明显,尽管从绝对规模角度来看,不管是中部六省整体还是中部各省其产业的发展都具有了一定水平。(2)从中部六省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看,金融效率和工资即劳动力共享是推动中部六省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它们对中部六省产业集聚水平提升的贡献度不高。相关研究认为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的自然优势、市场规模及潜力、产业内外部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对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具有重要决定作用,第四章分别以制造业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共享、金融效率作为地方政府行为和保护主义的制定因素的替代指标,实证检验了金融效率和工资对中部六省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协整检验表明金融效率、工资和中部六省以区位熵指数代表的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金融效率和工资均是中部六省区位熵指数的Granger原因,因而说明金融效率和工资是中部六省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4.3.4节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金融效率对中部六省的区位熵指数的正向影响力并不大,金融效率的变动为一个标准误时,所导致的中部六省的区位熵指数的最大变动是0.9%；同时我们发现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显示,金融效率冲击对中部六省的区位熵指数的贡献也不大,贡献率约为10.86%。4.3.4节的脉冲响应分析还表明,工资即劳动力共享对中部六省的区位熵指数的正向影响力也不大,工资的变动为一个标准误时,所导致的中部六省的区位熵指数的最大变动是0.6%；同时我们发现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显示,工资即劳动力共享冲击对中部六省的区位熵指数的贡献也不大,贡献率约为9.24%。(3)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有限。协整检验表明以区位熵指数代表的产业集聚水平和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产业集聚水平每提升1%,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将增加9.16%。同时,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力并不大,产业集聚的变动为一个标准误时,所导致的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的最大变动是0.3%；同时我们发现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显示,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大,贡献率约为4.22%。(4)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不明显。协整检验表明以区位熵指数代表的产业集聚水平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协整方程中产业集聚参数不显著,从而说明以中部六省产业集聚水平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影响不明显,尽管产业集聚的参数为正,对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中部六省产业集聚的Granger原因,因而也说明了中部六省的产业集聚形成和水平提升对该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被动的。此外,脉冲响应分析表明,短期中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力,同时我们发现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显示,产业集聚对中部六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贡献不大。(5)基于生产函数模型的中部六省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评价结果显示：一是总体而言,促进中部六省产业集聚能极大地提高技术创新效应,其中知识性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性效应和企业竞争效应为正,市场性溢出效应为负,但市场性溢出的负效应低于知识性溢出和产业关联的正效应,即中部六省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均为正。二是影响技术创新效应的控制系数动态变化情况看,2003年至2013年间,资本投入的效应从负转为正,动力投入的效应一直为正,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则从正转为负。此外,分省和分行业的评价结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6)产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要求,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方式。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推进工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过程。促进中部六省产业集聚、提升产业集聚效应的路径包括：优化产业集聚空间布局、加强金融环境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建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提升区域开放创新能力和强化政策制度支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