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公共交通站点进行城市空间开发的思路和实践由来已久。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共交通导向下的开发）模式由于简洁明了地提出由公共交通导向或激发下的城市发展思路，在包含中国的若干大城市在内的世界多地受到欢迎与推广。当前，以高密度、集约化、复合化、立体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城市TOD建设已从理论研究进入实战阶段，其对公众行为、出行方式、地产发展乃至城市形态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基于国情差异，世界各地TOD模式目标指向和执行方式亦有明显差异。中国对TOD学术研究与开发实践同时受到东亚和北美地区的双重影响，存在着概念泛化、理解片面、改善作用有限等多种问题。但本质上作为基于“公共交通-土地利用”关系的开发模式，TOD的最终共同目标必然是综合效益增值。
　　内涵丰富的效益增值目标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技术与政策支撑。公共交通、土地利用、出行质量三个方面从根本上决定了TOD模式的质量与实效。通过对TOD模式演变历程、理论基础和发展目标的梳理，深入剖析TOD模式从理论到效益提升的作用机制，找出其关键作用点“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它是TOD理论各项原则实施的特征结果，是推动站域空间综合效益提升的关键，也是支撑民生体验与公共安全的基础。
　　作为对象克服阻力（空间、距离、时间、花费等）达成活动目的的能力，可达性分析根据其研究问题的类型与尺度具有多种维度和视角。现有可达性测评方法多从空间地理和规划视角切入，缺少从中微观尺度对TOD站域空间深入剖析的能力。结合现代TOD站域以站点为核心、步行优先、立体化发展的多种特征，以空间显微与精细化为路径导向，研究通过剖析TOD模式从基层特征到目标实现的综合机制，将目的地可达性水平与TOD效益增值能力密切关联，在不同层级和维度上讨论不同空间要素对流量、效率、质量三方面的影响和互动，并归纳在TOD这一特定发展模式下的目的地可达性特征和差异。进一步从上述三个维度筛选TOD站域目的地可达性的空间影响因子并根据不同影响因子对速度、流量和个体体验的影响得出量化关系。以该评价体系为基础，论文五、六章节深入剖析与中国具有相似发展矛盾的日本代表案例，并从站域特征、目的地可达性评测以及城市功能与目的地可达性匹配关系等角度对比中日TOD站域的空间差异和性能表现。最终结合影响因子权重与实际案例分析，提出TOD站域的目的地可达性提升关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