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管理最为关注的是公平性、低成本和高效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而公共行政管理在机构不断增设和冗员严重的背景下，公共行政管理费用支付水涨船高、年年攀升，甚至高于国防和其他费用的公共支出。大量的内耗成本、腐败成本、决策失误成本及“面子工程”的冲动冒进投资成本等，导致公共行政管理非但公平性缺位，而且是高成本、低效率，阻碍着我国政治运行机制的运行速度和运行质量，还造成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及浪费。特别是缺乏监控的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和职位决策失误的成本，其严重性已开始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离间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破坏着我国政治运行机制的良性运行。 因此，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成本攀高的社会现象，就其现象形态、现象发生根源成因进行必要的社会考察，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现行的制度安排进行必要的反省。通过设立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费用超支或浪费的问责制，用刚性的制度安排逼迫多余或临设机构的及早退出，来约束公共行政管理机构的增设欲求。与此同时，以操作性强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法规和构建政府会计及社会责任会计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行政管理的成本核算与监控机制，进而强化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成本观、效率现与公平观，以促进我国节约型社会的政府公共管理体系的架构速度。这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转轨的现实要求，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反腐倡廉提高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公共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主观要求和现实需要。公平性，低成本、高效率，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唯一的目标选择与行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