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女性作家之一,在文学评论家眼里她堪与莎士比亚在不朽性方面相提并论。她所著的6部小说都被译为中文,其中以《傲慢与偏见》最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这部小说也颇得我国译者青睐,迄今为止,已经有十数位译过这部让人不忍释卷的小说,其中,又以王科一先生和孙致礼先生的译本最富盛名。这两个译本风格各异,却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读者中人气极高。　　 本文以阐释学为视角出发点,分析《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通过对王科一先生和孙致礼先所翻译《傲慢与偏见》的不同译本中体现的翻译策略,个人审美,意识形态的各方面差异的对比分析来揭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客观存在,且是翻译过程中最富创造性的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传统阐释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客体,即文本,是一种客体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思想或意向,理解和阐释的目的应该是重构作者的思想或意向。传统阐释学追求文本“唯一正确”的原意,认定原作者是主宰文本意义的最高权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应该尽可能避免理解主体的误解,忘却自我,而致力于重新表达作者的思想。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学是研究“只有通过理解才存在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即阐释是作为“实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有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汉斯·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在他们看来,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客体,即文本或作者的意向,而是主体,即作为理解者和阐释者的存在。海德格尔提出的“前结构”或“前理解”以及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以及“效果历史”等理论都极大地张扬了翻译主体,对研究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得长期屈于“仆人”身份的译者的地位从隐身提到了显身。　　 作者在完成一部作品后,其任务和使命也就完成了。可是这个完成的文本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它同时还具有未定性和开放性,对它的解释会因为不同的阅读者,理解者和阐释者而呈现出差异,而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这种被理解被阐释的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文学作品的特殊性更是要求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的时候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存在于后人对其无穷尽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对文本能动的,创造性的理解和阐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通过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遣词用句、个人审美、信任与入侵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作用于译语文本,在译语文本中不可避免地留下译者特有的痕迹。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主要厘定一些基本概念并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系统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国内外阐释学研究综述、国内外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和《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研究历史,既系统总结前人取得的成绩,也指明所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语料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影响翻译过程的译者主体性因素,揭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主体性如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遣词用句、个人审美、信任与入侵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差异的影响如何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呈现不同的翻译风格,取得不同的翻译效果。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对分析的结果进行揭示,找出差异背后的原因及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因素。基于此,在第六部分,文章得出如下结论: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因而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的再创造。在《傲慢与偏见》的两个颇为成功的中译本的比较中,我们发现由于两位译者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审美趣味、信任与入侵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遣词用句以及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两个译本也呈现出迥异的风格。王科一在翻译过程中更偏向于归化,他不拘泥于字眼,在充分领会原文精神的基础上,尽力摆脱字面意思和表层结构的束缚:而孙致礼则坚持“异化第一,归化第二”的翻译原则,在可能时尽量采用异化,必要时采用归化。因此在他所译《傲慢与偏见》中,读者能够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国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