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颁布实施,赋予了监察委员会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和包括“谈话、询问、留置”在内的12项调查措施。自此,留置措施正式替代“双规”措施,其近三年的有效实施对打击职务犯罪和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置措施最长期限可达六个月,具有很强的封闭性,限制人身自由强度较大,由于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少争议。本文将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资料研究等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留置措施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留置措施能够在法治轨道上高效规范运行,确保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调查能够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当前的监察留置立法存在如下问题:监察留置适用范围标准不统一,未区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处理规则不协调,因职务犯罪被留置的被调查人在司法有罪自由刑判决时可以折抵刑期,但是因严重职务违法被留置的被调查人在政务处分时无法享受到类似折抵优惠;留置期间无法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导致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留置作为单一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未设置梯度留置期限和替代性限制措施,违反比例原则;留置时限长,其限制人身自由强度接近于刑事强制措施中的逮捕,但是没有设置类似于刑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机制,缺乏留置必要性审查机制;在法法衔接方面,职务犯罪审查起诉期间,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和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具体情形不明确,实践中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遵循,以及此期间律师介入的权利是否需要进行合理限制。监察留置实践主要存在如下问题:针对调查结束后需要移送审查起诉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在留置解除时往往对被调查人“开除公职”,因涉嫌职务犯罪事实尚未得到司法裁决,故存在预判嫌疑;留置案件“重口供”现象比较严重,贿赂案件存在刻意“印证”嫌疑;留置解除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比例过高等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在留置措施创新理论方面,应当本着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来细化留置措施运行规范,设置分层留置期限以适应办案需要;强化内部监督,建立留置必要性审查制度,防范留置权力不正当运行;探索在留置场所设置公职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统一协调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量刑处分折抵机制,适当提高严重职务违法行为适用留置措施的门槛;完善退回补充调查和监察机关补充侦查的具体适用情形。在留置措施实践方面,调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应摒弃过分“重口供”的办案理念,转变传统办案思维,丰富调查方法;全面客观收集、移送证据;将留置案件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比例控制在一定比例;调查人员调查取证依规依法进行,并提高庭审出庭质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