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唐时期,如何应对佛、道挑战,如何重振儒学的地位,是统合释道,还是重建儒学的道统地位,尤其是重振儒学教育以重整社会之风,成为唐朝有识之士共同思考的问题。为此,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思想潮流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提出的“避名求实”的师道观、“取道之原”的思想内容以及“顺天致性”的教育方法、原则等一系列的教育观皆与中唐时期儒学式微而崇佛尚道的社会风潮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师道上,柳宗元主张重树“传道之师”,但其提出相对隐含,故多以“取其实而去其名”,即“避名求实”为其师道思想之源。实质上,“避名求实”更多偏重于实践上的策略,并非其思想之根源。其本源当根植于中唐时期的教育现状,社会思潮及其个人的身世遭遇所形成的环境。在教育内容及其取材上,柳宗元注重“取道”有源,故而提出了“取道之原”。这与中唐时期的学术思潮、相关的政治运动及其个人早年的履历有紧密的关联。在教育方法、教育原则上,基本以为柳宗元根植于人性的发展,故有“顺天致性”之说。实质上,“顺天致性”的原始意义并非专指教育思想,它与教育思想尚存在一定的距离。它升华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是存在着一个由“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或与“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的结合过程。这实际上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指自然之“天”与“性”;其二指人之“天”与“性”;其三则是前两层含义的交叉部分,即自然之天与性跟人之天与性的结合。故而形成了既是矛盾体但又蕴含着相互平等、人性共通的教育关系。“陶”与“煦”本就两个具有独立含义之词汇,但柳宗元将其结合并赋予教育意义,故而形成了“陶煦”教育思想。这主要与柳宗元的家族渊源、家庭教育其交往圈子密不可分。在教育实践中,柳宗元一生的教育活动可划分为长安时期、永州时期和柳州时期。这三个时期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有书信交往活动、干谒活动和办学活动。柳宗元家族内部、亲戚朋友也有不少的后辈学子跟随其左右,故家庭教育亦为当时重要的教育活动。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在理论上,它为宋代及其以后的儒学教育的发展重树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由魏晋以来不良的教育之风;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对地方办学塑造了榜样,具有开拓之功,这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