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高管“天价薪酬”事件频现,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问题受到社会大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关于高管超额薪酬的研究落脚点大多集中在薪酬业绩敏感性和考核指标是否合理等影响因素上,往往忽略了企业和高管风险承担的功能和角色。显然,个人和企业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决策和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文化和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地区风险偏好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受其影响个人和企业在决策上可能趋于激进,亦可能更加保守,反映到薪酬契约上表现为是否愿意给予高管超额的薪酬作为激励。一方面,“最优契约理论”提出高管的超额薪酬是董事会和股东期望企业承担高于市场平均的风险水平,而支付给CEO的薪酬补偿激励;另一方面,“管理者权力理论”认为高管的超额薪酬是高管冒险操纵自身薪酬契约抽取“管理租金”的结果。两种影响因素的合力导致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地区,当地企业高管拥有更高的超额薪酬。保险消费作为现代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其蕴含个体和地区整体的风险偏好信息,因此本文以各省保险消费数据为切入点,从中提取度量地区风险偏好水平的有效信息作为代理变量,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地区风险偏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高的地区风险偏好会提高当地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即在高风险偏好的地区,当地企业高管拥有更高的超额薪酬;（2）分样本来看,地区风险偏好水平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在民企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更为强烈;（3）机制检验表明,高的地区风险偏好会通过增强企业高管的过度自信以及加剧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高管拥有更高的超额薪酬;（4）进一步分析,与已有研究一致,本文同样发现高管薪酬存在“权力-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即权力越大的高管拥有更高的薪酬,并且高的地区风险偏好水平增强了该正相关关系。本文拓宽了当前有关高管超额薪酬的研究范围,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企业高管巨额薪酬的现象。此外,本文还提供了全新的非正式制度视角来理解当前我国企业经营特征呈现的区域化差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