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家庭财富得到了充分积累。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认为,无论投资者风险偏好如何,其都应该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组合。然而实际上,我国家庭目前存在着广泛的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现象,住房资产占据了大量家庭财富,多数居民仅持有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家庭资产结构极为单一。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学者们尝试从参与能力、主观态度和背景风险等多个角度展开相应探讨,但有限参与问题仍未被完全解释。与此同时,我国目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人口教育水平提升等社会现实背景。这些经济社会因素对于我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又会产生何种影响,亟待展开进一步研究。承接上述背景,本文从人口自然属性（年龄、性别）和人口社会属性（教育）的视角切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的家庭样本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等研究方法,旨在厘清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教育结构变动对于微观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机理。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从户主年龄角度切入,系统性探讨了数字接入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路径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及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年龄总体上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呈“驼峰型”关系;数字接入水平渠道下,户主年龄增长使得其数字接入水平降低,并因此抑制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及参与程度;数字应用水平渠道下,户主年龄增长对数字应用水平总体上具有负向影响,使得家庭对于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下降;进一步探讨发现,子女数量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具有正向影响,教育支出压力在其中发挥了传导渠道作用。（2）本文系统性考察了地区性别结构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并针对房产偏好水平和家庭冲突水平两种传导路径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地区性别结构失衡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地区性别结构失衡改变了家庭对于具有“地位性商品”特征的房产的偏好水平,使得家庭较少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地区性别结构失衡对于家庭冲突水平具有抑制作用,进而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产生负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房产偏好水平在地区性别结构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探讨发现,未婚男性子女数量对于家庭置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本文从户主文化程度视角切入,系统考察了数字接入及应用水平路径下,人口教育结构变动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文化程度提升对于家庭数字接入及应用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因此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数字接入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均在户主文化程度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探讨发现,在控制家庭特征因素后,地区受教育水平提升依然显著促进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这可能是由于地区受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数字接入水平正向扩散所致。（4）为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根据各章研究内容,利用IVProbit模型、IVTobit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针对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使用Bootstrap自助法、逐步回归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变量衡量方式替换和子样本检验等方式,针对机制部分研究结论展开稳健性探讨。（5）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在推进互联网普及、促进数字平等、改善性别结构失衡状况和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启示,并针对本文研究局限性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将数字应用水平纳入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分析框架,利用不确定收益下投资组合模型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深入分析了户主年龄通过抑制家庭数字接入及应用水平等参与能力因素,影响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决策这一作用机制,补充了既有研究在该方向上存在的研究不足。第二,本文系统检验了房产偏好水平和家庭冲突水平两种路径下,地区性别结构失衡通过“婚姻市场竞争”带来的家庭房产偏好水平上升和家庭冲突水平下降,从背景风险和主观态度两个维度,抑制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机理,对既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第三,本文详尽考察了数字接入及应用水平在户主文化程度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影响中发挥的传导渠道作用。针对户主文化程度通过提升家庭数字接入及应用水平等参与能力因素,进而对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正向作用这一机制展开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地区受教育水平通过数字接入水平影响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这一传导路径进行考察,相关研究丰富了既有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