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和复杂,其中以贸易关系为代表,纵横交织的贸易网络关系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产业在各个国家迅速崛起,电子产品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更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电子产品贸易进出口额分别约占中国与其所有商品贸易进出口额的19.95%和27.98%,而该进出口额分别约占中国与世界电子产品贸易进出口额的32.73%和19.29%;而作为“后起之秀”的越南,在2017年其电子产品进出口额约占越南与“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贸易进出口额的18.35%和45.28%,以及分别约占越南与世界电子产品贸易进出口额的41.54%和44.08%。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与“一带一路”中其他国家的电子产品贸易关系也甚为紧密,中国在“一带一路”电子产品贸易中的作用也愈显重要。增加“一带一路”国家在“小世界”中的密切往来,有望使得电子产品贸易成为中国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本文基于2002-2017“一带一路”电子产品的动态贸易网络,从整体上分析“一带一路”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并对比发现中国在该贸易网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视角深入探究“一带一路”电子产品网络中的同群效应,即继续研究中国电子产品贸易的现状及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电子产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是从“一带一路”电子产品贸易网络演变特征来看,整体网络密度和互惠性相对较低,但是呈小幅增长趋势;少数国家电子产品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亚太国家在该贸易网络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且掌握着网络中主要的贸易流量;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但核心国家的数量较少;“一带一路”电子产品贸易网络分为以亚太和东欧国家为主的两大社团。二是和整体贸易网络中其他国家的网络特征对比发现,中国是该贸易网络中电子产品进出口大国,在贸易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几乎一直居于核心国家的地位,同时中国所在的亚太社团不仅一直稳定存在而且掌握着主要的贸易流量。三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人口数量的差异会增加电子产品贸易,而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会减少电子产品贸易,两国之间陆地相邻和有共同语言会有效地促进电子产品贸易的发生。四是中国的出口市场已实现全覆盖,但进口则较为集中;中国的电子产品贸易集中在亚太地区,且出口额远高于进口额;中国与进口国的“贸易网络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进口国的人口数量、中国与进口国有共同语言以及陆地相邻会促进中国向其出口电子产品。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首先,本文首次将复杂网络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带一路”电子产品贸易,并通过QAP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目前现存文献对电子产品的研究较少,而且多以规范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类的文章。本文根据2002-2017年的动态贸易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一带一路”整体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变特征及单个国家电子产品的贸易变化,同时对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在探究影响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的因素时,除常用的变量外,本文引入从“一带一路”电子产品贸易网络中测算而来的新指标——“贸易网络地位”作为解释变量,并基于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将本国的贸易网络地位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其内生性进行处理,以验证中国及进口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