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天神信仰是维系“万邦”、“百姓”一体的核心，由此发掘出天道自然的秩序原则、社会人伦的秩序原则，进一步衍化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信念以及心理积淀。现实秩序的合理形态（国家形态建构的合法性）、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以及有效、合理性的操作模式无不源于此，三代文明一以贯之。“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诸子竞鸣，“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然而百家殊业，皆务于治。“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名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之学“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而“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以六经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典籍承载了道统、秩序原则以及价值理想，而“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儒家是最忠实的继承、发扬者。文章旨在表明：秦汉得以重新统一天下，建立国家政治新秩序的理据正是来源于以六经典籍为代表的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传统，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合理的政权运作模式均要顺应三代一脉承之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原则。文章章节安排：第一章，一种天下观的两种视角。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样本，前者在于天下行将统一而未形的背景，后者在于天下秩序已定的现实，合两者来看，只不过是一种天下观的两种视角，即以道家作为论证的起点，道是大一统的本体，为政施治的落脚点是无为，倾向于自然主义。核心以董仲舒为焦点，第二、三章围绕其论述。结论为二：其一，董仲舒承接中国三代政治文化的传统，接续了“斯文”，即使现实政治复归正道，奠定了嗣后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儒家色调。其二，在新帝国版图既定、政治完成一统之后，董仲舒力图以儒家思想整合与包容众多族属、部裔，建构新的国族意识，换言之，即完成政治上的文化认同。具体安排：第二、三章主要为“结论一”做出铺垫，从一统的天道基础——天地之常经，一统的历史文化基础——古今之通义分别为现实一统作注脚以及蕴涵革新的边界；以“道之大原出于天”作为形而上基础勾勒合理的秩序原则，即对“反之于天”和“迹之于古”的诉求。第三章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