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的保护需求愈发迫切。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属性和公共属性,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取决于基本法层面对个人信息权利属性的定性。学界在个人信息权利属性的认定上存在分野,主流学说有人格权说、财产权说、隐私权说,但这些学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且难以适应数据时代的保护个人信息的需求,此时提出一种新型权利学说实有必要即——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这一权利以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为主要目标,以识别性和关联性作为个人信息的定义标准,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目标,最终实现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保护路径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需求。公法领域,刑事追责仍存在局限,行政法领域存在立法原则化、行政监管机制不完善、救济机制不健全、政府利用个人信息不当等问题。域外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了不同模式,美国采取分散立法和行业自律的保护模式,欧盟采取统一立法,家长式严格监管的保护模式,欧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我国提供了不同视角的经验借鉴。采取公法保护和私法救济相结合的保护模式更有利于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在制度构建层面,确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保护的基调,坚持公私协力、公私并置的保护格局,对个人信息采取类型化保护;在监管层面,明确监管机构职责,设立风险评估制度旨在预防侵犯信息的风险发生,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在救济层面,针对市场私主体的侵权行为单一个体无力应对的现象,适时引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机制,也可由政府予以监督,针对公权力主体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方式予以救济,同时对政府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采取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目的限制原则、安全保护原则予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