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四百多年内(公元前206年—220年)是中国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学术异常发达的时期。生于西汉末年的刘歆(约前50年—公元23年)的思想具有代表性。首先在经学思想方面，他继承了父亲刘向的校书事业，作《七略》，力争把《左传》等古文经立于学官，挑起了今古文之争；另外重新排列五经顺序，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政治、历史思想上，刘歆依据《左传》、《易传》，用五行相生代替了五行相克，创造了新的五德终始说；他还进一步把律历上的闰的思想运用到政治思想中，极大地丰富了圣王谱系，并借此宣扬了君权天授和“重德薄刑”的思想。最后在哲学思想方面，刘歆主张易学数字观，依据易理来推求、论证历法、音律的合理性——历法之数取法周易之象数，以音律之数取法太极元气、参天两地，以圣王系统取法太极元气，这是刘歆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框架。总而言之，刘歆的思想一方面涵盖了西汉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开辟了东汉思想之先河，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主持召开了全国性学术盛会——白虎观会议，根据会议结果整理而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学术之大成。在经学思想上，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传并使其与今文相抗衡，《白虎通义》则相当重视古文经传，并出现了今古文融合的倾向。在经的顺序和数目上两者有同有异，刘歆的五经排列顺序，《白虎通义》一方面继承之，另一方面亦采录别说。刘歆把易列在群经之首，《白虎通义》则采录了两种排列顺序。另外，《白虎通义》继承了刘歆五经乃五常之载体的看法，但内容有所不同。在政治、历史思想方面，《白虎通义》中体现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根据政治的需要，对“内圣外王”、治国安邦、统一思想之道进行一系列深刻思考、讨论，最终以“德治”与“仁治”的思想为治国之根本，发展、创新了在刘歆政治思想中并未被强调的“重德薄刑”的思想，并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对君权的限制，体现了尚贤、民本等可贵思想。《白虎通义》在历史观上与《世经》相比，其特点是兼取各家、博采众说，和刘歆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不同，更倾向于学术化和神学化。哲学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