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牛捐、牛皮捐兴起于清末新政时期，二者均为粤省财政小宗款项，且一度停办。但较之于他省屠宰税、牲畜税，地方特色明显；征税方式长期沿用包税制，传统色彩浓厚；捐务往往因事而设、因地而异，异常混乱；作为府县收入，与清末新政中的警学经费密切相连；在征收过程中军阀截捐、捐商勒抽不胜枚举，行商请愿、罢捐风潮更是连绵不绝，政府几度革新，然风潮依旧，以致“司农走避”屡见不鲜；在税款分配上，省市县之间纠葛不断，“省河”界址数次变更，“知县哭穷”时而有之。可以认为，屠牛捐、牛皮捐在税制革新中遇到的障碍、各方认知的隔阂、产生的纠纷、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粤省捐税在清末民国的一个具体缩影。民初以来，粤省政局纷扰，军阀割据成为常态，政治未入轨道，税制革新无从谈起，多沿袭前清旧制，未有更改。各地因旧俗与惯例不同，致使两捐在征收方式、课税标准、税率、税款分配上甚为混乱。混乱易滋纠纷，北伐前后，南方革命政府为筹措军费虽有整理，但效果不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通令各省举办屠宰税以此统一屠捐、屠牛捐，并取消牛皮捐，开征营业税。时值宁粤对峙，粤省成立税制整理委员会，制定税章及细则，谋求革新，但在革新的路径方法上与中央发生分歧，屠捐与屠牛捐仍然分立，而牛皮捐与屠牛捐却合而为一。揆诸现实，此番改革未能达到增加库帑、化解纠葛的初衷，反而引发大规模的牛皮捐风潮，行商与政府反复博弈，税章数度更改，革新因此受挫，税制更趋复杂，直到1941年实行新县制后才逐步走向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