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是各国政府及时更新官方信息及立场的主要平台,因此得到了新闻记者们的高度关注。在例行记者会中,新闻记者们常常不惜提出一切尖锐的问题来“刺探情报”,甚至试图影响舆论导向。面对这样的提问,政府发言人既不能做出有损于国家形象和利益的回答,同时也不好驳斥记者的面子,因而闪避回答成为了此刻的最佳答案。闪避回答因其含蓄、隐晦的特点而深受关注,闪避回答的使用可以有效帮助回答者避免陷入尴尬境地,却也会让提问者因感到费解而花费更多的处理努力。因此探讨闪避回答背后真正的用意便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闪避回答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的Bavelasetal开始,到后来的Bull,Clayman,Mayer等国外学者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国外语境下的闪避现象进行了研究。近年来,众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语言学,从顺应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中,对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这一正式场合的关注还不够。因此,本文立足于Bul&Mayer的闪避语言策略,借助关联理论、面子理论以及高低语境理论试图对中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的闪避现象进行剖析。为确保语料的有效性和时效性,以及出于对中美例行记者会在语料数量上的差异,本研究分别从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和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中选取了2015年的48场和12场例行记者会作为语料。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语料进行鉴定、分类,最后再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中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闪避回答的使用情况,同时对其在闪避策略使用方面的异同及原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首先,闪避回答在中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所有回答中的使用比例分别高达91.6%和81.5%。经分析之后发现,由于新闻发言人和提问记者之间会存在交际意图上的冲突,在这样的情景下,发言人不可能完全地提供给记者所期待的答案,因而闪避回答成为了与记者提问关联度最高的答案。其次,中美外交部发言人在闪避策略的使用上有异有同,相同之处是:双方都倾向于使用闪避策略;不同之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倾向于使用暗示闪避策略,而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更加倾向于使用明示闪避策略。最后,本文从面子理论和高低语境理论出发,对引起双方闪避策略使用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作者对闪避回答的后续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可以从跨学科、多角度层面出发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