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被明确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手段被提及,产学研合作也作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成为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依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产学研合作是一个过程,其合作的开始通常是技术的研发,而终端为新产品或者新服务。因此在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也就存在着科学技术的转移和转化。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高达80%,而在我国这个指标仅仅为25%,最终真正能实现转化的技术不足5%。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着的关系松散、动力不足、模式不稳定、机制效率低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产学研合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形成了我国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瓶颈。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跨越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缺失使得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成为了业界的共识。这也使得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解决当前产学研合作面临的问题,提升产学研合作的层次和效率也就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此外,产学研合作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过去,产学研合作往往是点对点的,合作主体数目较少,很多合作是一次性或者项目性的。而在新时期,产学研合作的主体数目巨大,一家合作单元可能会与几家甚至是几十家其他合作单元有着产学研合作的关系,合作关系逐渐形成了合作网络。这使得过去的微观合作关系的相关理论逐渐不再适用于当前产学研合作关系的描述和研究；其次,以往产学研合作中,合作形式有限,合作内容贫乏,而在新时期的产学研合作中,合作的形式和内容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给产学研合作关系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一种新的微观分析理论来对这种合作关系进行解析和处理；第三,随着我国产学研合作的不断推进,产学研主体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包办”的支持手段难以适应产学研合作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诸如治理理论等新兴理论对于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将大有可为。正是由于产学研合作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并且其本身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因此我们就需要构建一套新的理论或者研究框架来对新时期产学研合作进行描述和研究。而这套研究的框架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这套研究框架要在解决产学研当前的困难具有理论可行性和实践价值；其次,要能实现产学研合作的微观合作关系的解构和宏观结构的整合,并实现宏观和微观的统一；再次,要能在这套框架中引入合适的理论,对政府定位的变化和官产学研合作关系的进一步优化给出政策依据。本文的研究就是尝试构建这样一套研究框架。产学研网络的提出,解决了产学研合作的多主体问题,并且网络结构的变化或演化使得对产学研合作宏观结构变化的研究成为可能。但由于当前产学研网络大多将创新主体当作节点而网络关系当作连接线,这会丧失掉产学研合作关系丰富的微观内涵。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共生关系对于描述和处理产学研合作关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产学研合作关系是一种高效的关系,而共生关系也具备相同的特征。二者关系形成、关系维持和关系模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共生关系可以解释和替代产学研合作关系,从而就可以利用共生理论来研究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共生理论和网络理论来构建产学研合作关系的研究框架后,笔者尝试引入治理理论,来对产学研共生网络的自组织机制和功能结构进行揭示和分析,构建产学研共生网络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共生理论和网络理论来构建产学研合作关系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产学研共生网络的概念。分析了其体系和方法论的指向,并讨论了其发展评价问题、分类和稳定性的相关问题。为了说明本文所倡导的产学研共生网络模型的实践价值,本文运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典型案例进行佐证。在模型构建结束后,本文引入了网络治理理论,对产学研共生网络的治理条件、治理模式开展了分析和研究,揭示和分析了自组织机制和功能结构,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产学研共生网络治理的机制网,并从共生信任机制、共生协调机制和共生能量分配机制、投融资机制、维护机制、约束机制和适应机制等对产学研共生网络的治理体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