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通过对一起长达十多年的征地纠纷案的事件-过程描述，考察了纠纷主体的权利正义观念，并分析了他们权利正义观念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他们的观念在互动中演变和交融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条件。本文从权利正义观的视角来解释纠纷何以发生、纠纷何以久拖未决的问题，并探讨预防和解决纠纷的可能出路问题。　　通过仔细考察纠纷的过程和纠纷主体行动的目的和理由，我们可以发现纠纷主体持有不同的权利正义观念。由于深受传统礼法文化和自身知识类型的影响，农民首先是以情理作为论证自己权利和判断公平正义的依据，即持有情理型权利正义观;而身为法治科层体系中的一员，基层政府官员主要以正式的法律规则作为界定农民权利和判定是非的基本依据，即持有法理型的权利正义观。情理更加强调特殊性、情境性、伦理性、多元嵌套性，而法律更加强调普遍性、确定性、抽象性、形式性等特征，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纠纷恰恰根植于情理和法律这两个同时作为权利和正义的“正当性基础”的竞争与冲突。　　当这两种权利正义观念发生碰撞时，法律因为强制力的支撑而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农民基于情理的诉求屡屡遭到拒绝。两种观念碰撞的过程也是相互交融的过程。一方面，屡次受挫的农民转而寻求法律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训练以及强烈的功利性学习目的，使得他的“以法抗争”走向一种偏执的状态，建立在自以为是和误解基础上的“虚假自信”妨碍了他以一种妥协的态度来解决各种纠纷。另一方面，信访治理体制下维稳的压力和官员本身的多重属性也促使他们通过政策变通、促使政策修改、递推补偿等方式使得结果更加贴近情理。但是，这些权宜的沟通方式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预防和解决一部分纠纷的同时可能又引发了另外一些矛盾和纠纷。与基层政府相比，高层政府更加注重法理型观念，变通的空间更小，这注定了农民关于政府层级的理想图示只是一个迷思。　　伴随着法治观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普及，传统“无讼”文化的日渐式微，寻求司法救济成为农民惯常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但某些时候，司法的力量似乎并未能有效解决纠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纠纷。原因在于，农民基于情理提出的诉讼请求往往是一个合理性问题而不是合法性问题，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内容的行政诉讼难以对农民的情理诉求做出回应;此外，农民在以证据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司法审判制度面前也处于劣势地位。当然，传统司法文化、法律本身的缺陷、社会治理的需求等因素也会促使法官依理调解，但无论如何，依法判决始终是大部分法官在常态下的一种观念和行为模式。　　这一案例揭示了中国法治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情理与法律的深刻张力。因此，纠纷的预防和解决实际上依赖于我们在实践中如何处理情理与法理的关系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协调和处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问题。一条可能的出路是，在法律的制定阶段，通过充分的沟通与辩论，尽可能将普通民众所认同的情理因素包含进法律之中，而在执行阶段，应该遵循严格的形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