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目前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首要因素,其对健康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遗传和医学等因素。自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首先对现有的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界定本文研究的相关核心概念,确定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随后基于社会因果论和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来构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计量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最后进一步探索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以生活方式为中间机制作用于健康,最终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收入对健康产生倒“U”型影响,即先产生正向影响而后产生负向影响;教育对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并未得出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户口类型与健康具有负相关关系,即农村户口的居民比城镇户口的居民更健康;居民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对居民自评健康没有显著性影响。其次,生活方式对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其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居民比平时不锻炼的居民更健康;睡眠时间与居民的健康呈倒“U”型关系,睡眠时间适当且充足的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更好;不吸烟、不喝酒的居民健康状况更好。在已有的模型中,加入生活方式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的影响程度减小,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方式来进一步影响居民的自评健康。最后,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在性别差异方面,收入对男性和女性健康的影响都呈倒“U”型关系,但收入对健康的正向影响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而负向影响,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户口类型、医疗保险、吸烟和喝酒对女性健康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户口类型和是否吸烟、喝酒只对男性健康产生负向影响,即农村户口男性比城镇户口男性更健康,不吸烟、不喝酒的男性更健康;而医疗保险对男性居民的健康产生不稳定的正向影响;城乡差异方面,婚姻状况和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并无影响,而对城镇居民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收入越高城镇居民越健康,已婚的城镇居民比未婚城镇居民更健康;而生活用水类型水对城镇居民并无显著性影响,对于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生活中使用自来水或纯净水比使用其他水源的居民更健康;社会资本方面,日常生活中人情礼支出的多少对于城镇居民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人情礼支出对其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一,构建“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健康”的研究路径。早期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影响人们健康的行为因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又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社会结构因素,并且忽略了中间作用机制,对中间机制进行探究的文献较为匮乏。而本文不仅探究了居民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而且还对生活方式的中间机制进行了验证。第二,指标的变量选取方面,完善了控制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的测量指标。增加了生活用水、家庭规模、净化器使用情况等家庭变量,增加了“睡眠时长”、是否吸烟喝酒等生活方式变量指标,而且还在回归中加入了部分指标的平方项进行分析。本文的不足之处:第一,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并未把职业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衡量因素。第二,考虑到研究工作强度和本人科研水平的局限性,本文对社会经济地位导致健康不平等的中间作用机制只做了生活方式中间机制的探索,没有考虑社会心理机制、物质机制、社区情境机制,甚至这些机制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