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8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得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而被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在这样的锲机下诞生并使翻译成为一种渗透着政治的行为。于是,翻译就成为了女性主义译者争取平等,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的斗争之场,而她们的性别政治倾向,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也尽显其中。本文以我国优秀翻译家文美惠的译作《最后一片叶子》(原作者Ossian·Henry,《名作欣赏》,1981年第5期),《狐》(原作者David HerbertLawrence,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吉布林短篇小说选》(原作者RudyardKipling,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为研究对象,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基础,进行细致的文本研究,试图发掘在文美惠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政治目的以及怎么在翻译中实现其性别政治,探究作为女性译者的文美惠,在其翻译中显现出来的女性视野里的两性的权利关系。本文第一章对性别政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翻译家文美惠进行简要的介绍并阐述本研究的可行性和意义。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从文美惠译作中对女性的描述、人物塑造、对话、叙述模式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对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分析,结合译者的性别身份,探明其译作中隐含的译者对两性关系的定位,以及她在译作中彰显其性别政治目的。本研究发现文美惠通过翻译与男权主义抗衡和斗争的方式不及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激进。她通过改写和清除原文中对女性带有偏见和歧视的语言为女性正名。同时通过语言丑化那些歧视女性的男性形象,激起读者对他们的憎恨和唾弃,从而抑制将女性视为天生就低于男性的观念的传播。本研究的意义,同时也是创新点在于:1)本文探讨和研究在文美惠译作中体现的性别政治目的和两性的权利斗争,并且发现由于汉语与英语的不同,中国女性译者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翻译策略与西方不尽相同。2)以性别政治为切入点的,从人物对话、外貌描写等文学要素对文美惠老师译作具体到字、词、句的研究在国内实属首例。3)本文通过实例证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译介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