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全球价值链布局发生重构,原始创新能力开始成为未来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和新考验,尤其是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为了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建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核心能力,必须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演化现实充分表明,“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金融是支持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总体偏弱,经济发展环境存在明显差异,发挥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实现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鼓励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是遵循发展规律、抢抓战略机遇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阐述金融支持理论,分析了产业基础能力短板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金融支持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和路径。通过构建包含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金融支持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的路径进行数理方面的研究。本文基于产业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评价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并借助熵值法进一步分析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在实证检验中,通过固定时间效应检验金融支持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机制以及工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金融环境水平以及创新能力水平这四种中介路径。此外,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对金融支持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的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西部各省、市、区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是指省际间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进程不平衡、省内分能力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只有重庆、四川和陕西稳定位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之上。第二,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存在正向效应。其中金融业规模、银行业贷款规模、股市规模、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性更为显著。第三,中介效用模型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工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金融生态水平以及创新能力水平四个间接途径推动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本文的结论为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对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