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穆在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以书状官的身份出使高丽,并编撰了《鸡林类事》一书。全书共三卷,但传至后世的部分只剩下了对高丽风俗的简单记录和“方言”部分。该部分借汉字之音,记录了355项高丽词语。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汉字是记录、标记韩国语的重要工具。因而该部分被学界视为研究12世纪韩国语的重要资料。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而孙穆主要利用了汉字之音来标记高丽语音。但语音体系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演变,宋代官修韵书代表的书面语音体系与实际使用的通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语音也会在地域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探明使用何种汉语音系作为基础音系来解读“方言”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对于这一问题,先行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利用12世纪北方通语,即汴洛地区的音系,进行解读;少数学者认为应该利用南方地区的方言音系。而本文认为,解读“方言”部分时,应该以官修韵书代表的书面语音系为主。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本论文主要从语言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展开了论述。对语言内部的考察指的是从“方言”的语项本身出发,在声母变化、入声韵尾变化情况两个维度上分析。在12世纪的汴洛音系中,发生了浊声声母清化、合口三等唇音字声母分化和入声韵尾弱化等现象。本文首先整理了相关语项的平声浊声声母字,这些字几乎与韩国语中的非送气音对应。而汴洛音系中,平声韵的浊声母演变为了送气清声母,这与标记的韩国语是冲突的。其次,整理了相关语项的合口三等唇音字,这些字与韩国语的辅音[p]相对应,但在通语中,这些字的声母已经分化为唇齿音[f],这也与标记的韩国语相冲突。再次,按喉内、舌内、唇内入声的顺序,重新梳理了相关语项的入声字,并与后期中世韩国语资料进行比较,发现这些入声字分别与韩国语中以[-k]、[-t]、[-p]为收音的单词较为整齐地对应,这与汴洛音系中的入声韵尾弱化现象相背离。综上,可以发现,“方言”部分的汉字音和通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把通语音系作为解读音系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书面语音系却符合文本的各项特点。对语言外部的考察指的是研究时代背景等相关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对《鸡林类事》编撰背景和言文不一致情况的考察。孙穆作为使节团中的一员,其使节团书状官的身份,要求他在记录周边国家的语言时,使用标准、规范的中原雅音,即书面语言。同时,作为书状官的孙穆必然接受过应对科举考试的教育,而《广韵》即是书面语音系的代表,又是科举考试指定的参考书。从而推测出他对书面语音系有着足够的了解。综上,本文认为,在解读“方言”部分时,应该以宋代官修韵书,特别是《广韵》,作为解读的基础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