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是在祖国大陆之外笔耕不辍终获海内外文化届和读者认可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研究虹影代表作之—《饥饿的女儿》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英译本Daughter of the River在国内外的接受必然涉及对原文，作者和评论以及英译本，译者和英译本评论的研究。早在原本获得大陆出版社认可前，《饥饿的女儿》英译本就在海外广受关注；中文本在国内热销些许受其在国外倍受瞩目的影响，然而事实上英译本Daughter of the River在国外并不如所宣传地那么成功，探究其间的差异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收集研究可靠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导致相互矛盾的事实和观点的原因。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译介学，多元系统论及图里，赫尔曼斯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发展创新和勒菲弗尔的重写和操控论。译介学是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多元系统理论及重写和操控论是本文主题的理论依据。译介学糅合了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多元系统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发展分支之一，强调对翻译文学的研究。该部分旨在阐释翻译批评的文化转向，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部分检视了批评家、读者，译者和作者对《饥饿的女儿》原文本和英译本的观点和评论，尝试得出如下结论：出版商非常清楚职业批评家们对购书者的影响，对翻译和译者加以约束，因此意识形态和经济效益比诗学更为重要。另外，文章通过一些中国批评家的评论揭示了大陆的赞助者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阻滞了海外华人文学作品在国内的接受：海外华人文学被认为处于文化中国的边缘，只有当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西方发现它们甚至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翻译和误读的时候，文化中国的中心(中国大陆)才认识到并开始承认它们的价值。然而，矛盾的事实是：与英译本 Daughterof the River在英美销售不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文原作《饥饿的女儿》在中国大陆热销不衰。委托翻译或出版译本，支持、限制或制约译者的人或机构—赞助者，即是出版商。出版商把他们对译文的唯一评价标准—销售业绩，隐藏起来，冠之以读者的名义。西方出版商的利润仅仅来源于市场，因此出版商不仅要考虑读者的倾向，而且要把满足读者当作第一要务，因而使得译作有可能不忠实于原作—因为，为了赢得读者，译者会受读者倾向的制约。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饥饿的女儿》原文版与英译本，探索英译本质量是否不佳以及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翻译方式的原因。在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比较细读过程中，作者发现了译者对原本的增译，减译，删译甚至误译，这些改译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倾向。读者为导向的原则贯穿译者的翻译战略和策略中，如此这般改写的原因是译者，即改写者，为了适应读者的习惯，倾向和喜好从而采用更易为读者所接受的表达方法。目标读者是文学作品的原作者和译者的写作或重写的目的。在谢天振提出的译介学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本文的描述性研究探讨了关于《饥饿的女儿》原文本与英译本Daughter of me River读者接受大相径庭的原因。通过对原文与译文的比较研究，本文揭示了译者的原则，这一原则引出了本文的结论：译本不可能与原本完全一致，受制于目的语文化中赞助的译本必定涉及重写和操纵。无论译者如何努力，译本的目标读者才是最终的评判。对于西方出版商而言，《饥饿的女儿》英文版Dauhgter of the River销售业绩不佳不是如Toby Eady所称因为译本质量问题，或是被一个“不懂调”的译者毁掉了，而是因为读者不够耐心，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必要了解，以及接受来自边缘异域文化的开放心态。所以目标语读者是不同于源语读者的，因为前者可能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而不能像源语读者欣赏原作一般充分欣赏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