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钟嵘《诗品》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现过一次短暂的低谷,但不能否认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诗品》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研究角度都呈现出日益深化与多元的趋势。综观历来的研究现状可以得知,在《诗品》的内部研究上,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对钟嵘诗学观念研究的探讨上,而关于《诗品》的批评体例与批评方法研究则相对较少；在《诗品》与其他诗学著作的对比研究上也是多与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对比,主要围绕二者在文学思想、诗学观念上的不同点展开论述。在认识到上述研究现状后,针对钟嵘《诗品》对唐代诗学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的局面,本文的研究重点则在于理清《诗品》基本的诗学观念、诗学批评方法与体例的基础上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与唐代重要诗学观点、诗学著作进行对比,旨在于重新认识《诗品》在诗学史上对唐代诗学的重要影响,以有助于考察魏晋南北朝诗学向唐代诗学发展的诗学史脉络。本文首先在揭示钟嵘《诗品》相较《毛诗序》、《文心雕龙》所体现出的进步意义后,概述《诗品》进步的诗学观对唐代诗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诗学观念上,《诗品》提倡“风力”与“丹彩”并重,强调“自然英旨”从而推崇“直寻”反对“用典”、注重“滋味”等,对唐代殷瑶、高仲武、王昌龄、皎然等重要诗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批评方法上,《诗品》中所运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列品第、致流别、摘秀句。列品第主要影响了皎然的“诗有五格”说和张为的“诗分五级”,致流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张为的“诗分六系”的观点上,摘秀句的批评方法在唐代的影响较为广泛,本文主要以《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为例对其予以探讨。在著述体例上,《诗品》所运用的序、评结合的著述体例及批评用语都对唐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著述体例上来说,唐代重要的诗学著作大多由序、选、评构成,不难看出这一点是受钟嵘的影响；在批评用语上,唐代诗学著作则多仿用或直接袭用《诗品》的批评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