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与赠与约定原本系属不同的法律概念和范畴,两者不应该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然而,在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情况下,按照《婚姻法》第19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的规定,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似乎既可以被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又可以被判定为赠与合同。不同的法律定性将会导致不同的法律适用,亦会产生不同的法律适用效果。对此问题,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均存在颇多争议。究其实质而言,此类问题的症结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的性质判定不一以及效力认定存在模糊化倾向。前者表现为当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情况下,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究竟应该定性为赠与,亦或是定性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后者表现为当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生效时,其所产生的是物权效力,亦或是债权效力。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判定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的性质及其效力。就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的性质而言,笔者以为通常情况下应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除非夫妻双方明确将其表示为赠与,原因如下:其一,我国《婚姻法》第19条所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立法模式是自由式,可以涵盖所有类型的夫妻房产归属约定情形。其二,《婚姻法》的价值取向在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均衡,且社会利益具有优先性。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说不允许给予方任意撤销约定,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更契合《婚姻法》的价值取向。其三,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行为不属于存粹的财产行为,而是属于身份财产行为,且通说认为身份财产行为中包含着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就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的效力而言,笔者以为,应该肯认其对内具有物权效力,且属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理由为:其一,婚姻家庭关系不同于存粹的财产关系,其具有更多的利他性,要注重维护婚姻家庭的长久稳定。正是由于婚姻家庭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性,这就使得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中的物权变动规则要异于普通的物权变动规则。其二,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依据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这类似于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即可设立的规则,而后者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且属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其三,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具有对内和对外效力,既可以在夫妻内部之间快捷、便利地实现物权变动;在对外效力上,当交易第三人为“善意”时,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对内所具有的物权效力不能约束第三人,这样就保证了交易安全。对内具有物权效力并非完美无缺,肯认物权效力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适用效果的刚性流弊。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而言,宜类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缓和其效力;从完善婚姻家庭法立法的角度而言,未来宜增设婚内夫妻房产归属约定的撤销、变更制度。同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充分考量婚姻关系的持续时间、接受方对家庭付出的贡献等因素,从而实现夫妻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