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制度的出现更多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当事人为节约时间,于是聘请代理人以自己名义对外活动。代理行为的产生是民事活动中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双方为了代理行为能高效便捷,便自由约定了代理的范围、代理的时间等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总结了无权代理的三种情形,将无代理权的代理、超越代理权限的代理以及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代理三种常见的情形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但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情形往往超出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无权代理的情形更加复杂,法官对无权代理认定的理解不一致,使得审判结果不一,实务中无权代理的认定难以达到统一的标准。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案情简介及案件争议焦点。简要梳理案件情况,总结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当事人李某辉的行为是否构成无权代理;二是当事人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无权代理的追认。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争议焦点,同时讨论无权代理的认定标准。在其他司法审判案例的对比分析下,结合争议焦点,辨析冒名顶替行为和无权代理行为,从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中分析得出李某辉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在得出李某辉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的前提下,针对王某对签名的否认行为,根据无权代理的追认条件,论证出王某的行为不属于对无权代理的追认。本文第三部分针对争议焦点与众多司法案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思考与建议。一是完善代理审查制度。无权代理制度是由代理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法律漏洞演化而来。完善无权代理制度,不仅能够减少司法混乱的产生,规范社会秩序,也有利于构建完备的代理体系。从严审查代理关系,多方式、多渠道创新完善对民事活动与审判活动中代理关系的审查,能够有效防止代理人滥用代理权,规范代理市场。二是完善《民法典》对冒名顶替与无权代理的规定,完善《民法典》对无权代理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统一司法认定标准,规范司法审判活动。三是完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法律规定。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的泛滥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个人信息保护写入《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使得中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但如何调整法律与实务的关系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