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制”问题是柏拉图哲学中欲望理论的重要问题,主要表现在处理理性、情感和欲望的冲突关系中。从文本来看,我们主要关注早期的《普罗塔哥拉》和成熟时期的《理想国》中的“不自制”问题。但在传统解释中,认为前者否定了“不自制”的可能,后者承认了“不自制”的存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论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断裂或修正?因此,我们试图回到古希腊哲学的历史语境,以《普罗塔哥拉》和《理想国》作为文本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普罗塔哥拉》和《理想国》存在着差异,但不是根本性的。苏格拉底或早期著作柏拉图不仅并未否认“非理性欲望”对行为和认知的影响,而且两个文本都支持“非理性欲望”以“善”为欲求对象的解释的可能性以及都否认了“共时性信念不自制”。可见,二者在“不自制”问题上具有“亲缘性”关系。在这一理论主旨下,我们将说明以下问题:1)借助《普罗塔格拉》的逻辑重构,说明“享乐主义”在逻辑论证中扮演的角色,揭示“非理性欲望”对行为和认知的影响、智者的教育和技艺的缺陷以及说明“道德不自制”对知识的依赖从而造成的局限性;2)我们将结合“血气型不自制”的讨论,说明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如何借助“血气”等情感在伦理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而证明伦理性内置于“人类的自然欲求”和“情感教育”在“非哲学家”和“公民德性”的教育中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论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苏格拉底或早期对话中并未忽视“非理性欲望”或“情感”纬度对行为和认知的影响,从而为弱的“理智主义”提供辩护,以反驳强的“理智主义”;2)借助对《普罗塔哥拉》和《理想国》的“不自制”问题的分析,为“系统论”提供辩护,以反驳“发展论”。虽然我们认为两个文本的“不自制”具有统一纬度,但柏拉图却在“知识”、“信念”和“节制”、“自制”上的联系等问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亚里士多德则系统性的讨论了“不自制”并界定了知识和美德的关系,他承认了“共时性信念不自制”的可能,因此,与柏拉图有着本质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