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被男性支配的从属地位。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让更多的穆斯林女性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主动走出家庭,迈向通常为男性所占据的社会公共领域,以宣告女性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在西方,大量穆斯林女性学者开始致力于穆斯林世界中的性别研究。她们基于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社会的性别文化的个案分析,致力于研究伊斯兰教的性别观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规则和习俗中形成并深刻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以试图找到穆斯林女性长期以来被社会、文化边缘化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中国回族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紧跟西方伊斯兰性别研究的热潮,将社会性别的概念引入回族研究之中。近年来,伊斯兰社会的性别问题一直都是回族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研究所关注的以回族为代表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回族社会的性别建构显然不能单纯从政治或宗教的角度观察。从“身体惯习”的角度观察回族社会的性别建构,无疑是一个新鲜的视角。本文旨在布迪厄“身体惯习”理论的框架下,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甘肃临夏八坊回族社会中身体惯习的产生,以及行动者对其遵守、违反之后的惯习重塑,分析八坊回族社会的性别建构过程,试图为回族女性的“身体自主”寻找出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未对八坊社会中的所有文化现象进行民族志式的描述,仅选择几项与身体惯习、社会性别互动过程相关的文化片段,从身体惯习产生的社会历史结构和行动者个体的社会化开始谈起,从微观层面,即行动者对惯习的遵守和违反、惯习一场域的重合和脱节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身体惯习如何参与社会性别等级结构的建构过程。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共有五个小节,分别从选题缘由及意义、文献梳理、田野点的选择、所运用的理论和民族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几个方面展开。第二章对伊斯兰教的身体观和性别观进行阐释。在身体观上,从真主造人和身体是宇宙的缩影两个方面探讨伊斯兰教人神关系；而在性别观上,不同学者对宗教经典的多角度诠释导致学界对伊斯兰教文本中的性别观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古兰经》中所论述的性别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而美国伊斯兰女性主义学者阿米娜·瓦杜德(Amina Wadud)的性别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第三章依据布迪厄的心智结构的双重历史性,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八坊回族社会带有性别差异的惯习所产生的两种途径。首先是系统生成的角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背景下的性别观形成,即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对回族性别观的建构和具体体现；其次是个体生成的角度,即回族儿童在接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三个方面的社会化过程,认为初始经验对个体的性别角色认知进行形塑,且难以改变。第四章、第五章从社会行动者运用自己的身体遵守、违反社会中的惯习展开,剖析这两种身体行为如何与性别角色的建构产生关联。第四章主要论述社会行动者对惯习的主动或被迫遵守,主要从锅灶、穿戴(尤其是盖头)、生育和宗教实践四个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身体惯习的遵守有助于强化两性差异,在惯习与场域重合的情况下,惯习体会不到任何阻力,反而“如鱼得水”,在强化两性差异的同时也丰富了这种惯习所在的场域。然而,当惯习的主观希望与客观机遇并不吻合时,身体边界的违背和亲密性的疏离随之出现。第五章便从最能体现女性身体自主的婚姻关系展开,分析婚姻冲突和通婚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有着什么样的身体体验?他们又如何通过对传统惯习的违背表现自己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的?惯习被违反之后又对社会性别的重新建构产生何种影响?有何体现?最后的结论部分基于布迪厄的一句名言“惯习不是宿命”对以上研究内容进行梳理总结,并对八坊“身体惯习”进行了本土化的解读,即八坊社会的身体惯习是一种与男权文化相矛盾的女性权利在身体上的具体体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制约女性发展的消极因素的沿袭,而对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积极因素的排斥,这种沿袭和排斥以惯习的形式刻画于社会行动者身体之上,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性别建构。而回族女性的身体自主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行动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改变身体惯习中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消极因素来实现。